中评社╱题：从文化记忆到政治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路径——以“开漳圣王”信仰为例 作者：吴珊珊（漳州），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传播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萧庆伟（漳州），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一家亲研究院院长
【摘要】在历史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开漳将领陈元光从真人转化为民间信仰。随着唐山人移民台湾，开漳圣王“英雄”与“祖先”的符号指示，使其成为移民渡海开台情感共享的载体，而移民在台湾建构身份认同的需要，巩固和拓展了“开漳圣王”的文化记忆。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在外敌面前，祖籍地神明信仰的“民族”指示被唤醒。“开漳圣王”成为维系台湾同胞民族信念的意象符号。政治叙事的参与进一步推动“开漳圣王”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当然，“开漳圣王”的符号指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侧重和偏向，但其作为海峡两岸同胞共祖的记忆一直保留。这种共祖的记忆通过不同的媒介表征，形成了“开漳圣王文化”的重要内涵，也成为海峡两岸同胞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民族这一名称是由外文翻译而来。中国本土对于民族学的研究始于光绪末年，从英文翻译的民族学叫作“民种学”。1909年，蔡元培先生将“民种学”翻译为民族学。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1939年，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引发了学界对此概念的探讨。1988年，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提出“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特征。学者石硕基于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三位学者关于“中华民族”的概念梳理，指出中华民族“是由‘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共同未来’联结起来的民族共同体”。〔1〕可以说，共同历史记忆是民族形成了“我者”概念的开始，共同命运和共同未来是共同历史记忆延续与发展的结果，对“共同体”的强化巩固、民族未来发展提供指南。人类文化很长的一个发展阶段中，都是以民族为载体的，由此表现出文化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文化的民族性。民族性的实质，就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而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这种文化产生于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2〕而人类“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划分很大程度由记忆决定。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实质是民族记忆的不同。
记忆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也是一种历史书写的结果，更是人类生命的自我持存。〔3〕哈布瓦赫认为人在社会化的过程才会产生记忆，他在涂尔干的基础上提出了“集体记忆”概念。我国学者赵静蓉在《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一书中指出记忆“使个体的生命片段得以连缀为一个贯穿始末的历史过程，幷因而赋予人对自我的认知和认同；它也使‘集体’这个概念及其力量有据可循，幷经由共享催生个体对集体的归属和认同”。〔4〕也就是说记忆赋予集体的认同与归属以意义。学者冯月季指出：“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就是民族群体成员的文化身份归属与认知，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幷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民族群体成员作为个体在其自我成长、发展的历程中与其他成员之间通过不断交流互动，生成自我意识的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由自我意识到社会意识，民族群体成员自我与他者的世界融为一体生成具有‘我们感’的共同体意识。”〔5〕也就是说民族共同体建立的基础是“我们”的形成。换言之，集体记忆是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记忆通过符号将民族成员的意识、认知、行为凝聚于一体，由此建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在社会化过程中将社会秩序引入个体内心，将个体与民族联结，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建构。在此，作为媒介的集体记忆至关重要，其符号的表征渗透着成员的情感、记忆、共识。
回归到“开漳圣王”这一符号，台湾民众认同“开漳圣王”，意味着他们认同其作为 “中原人”的身份，认同中华民族。国家通过“开漳圣王”的集体记忆，把闽台民众连接在一起，形成文化记忆，继而构建文化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在文化符号的叙述之下，遵守共同体的价值观念，由此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统一奠定文化基础。
一、由人到神：“开漳圣王”信仰的记忆缘起及现状
据载，唐高宗总章二年（669），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府兵3600人，将士1200人从光州固始入闽，建邦启土，咸有功力。这些将士跟随陈政、陈元光平定“啸乱”、安抚土著、招徕流民、通商惠工、屯田垦殖、巡狩海疆，皆有功焉，可以称之为唐代开发建设东南海疆的英雄。他们的事迹虽与陈元光将军一样不见于国史，但闽南百姓世代口传，后代子孙撰录谱牒，至今形成一个覆盖闽台的集体记忆。〔6〕《陈氏族谱》亦载：陈元光“战殁于阵，漳人捏像悲祀如生，赠豹韬卫将军，谥忠毅文惠，诏赐彤箫器皿，旌表盛德世祀坊”。〔7〕由此可知，民众将开漳将士由人转化为神的原因有三:
第一，族群感念开漳将士为漳州开发、发展所做的贡献。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族群是“某种群体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迁徙中的共同记忆，而对他们的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此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非常重要，这个群体就被称为族群”。〔8〕从客观上说，族群具有三个共同，即共同的渊源、共同的文化、共同的集体记忆。〔9〕陈元光及其部将平定闽粤，致力于地方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幷且引进中原地区先进农耕技术，兴办商业和教育事业，兴修水利，推动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域文化的形成。开漳将士的贡献形成了闽南族群共同的渊源和共同的集体记忆，使得族群集体意识得到凝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民众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精神性需求凸显，对开漳将士的情感经过时间的筛选、过滤和加工，其中史实性的部分在民众心中渐渐减弱，对开漳建功认同的集体记忆得到增强。由此观之，闽南民众敬重为闽南前赴后继的英雄，也尊重为地方人民作出贡献而牺牲的普通民众，将其幻化成神明，祈求其精神得到传承。更重要的是，希望其超自然的精神力量继续护佑族群发展繁荣。这就为开漳将士由人转化为神奠定了社会基础。
第二，“开漳圣王”由人到神的发展与朝廷的重视、恩赐与加冕有关。从唐、五代、宋、明直到清代，封建王朝实施怀柔神灵的政策，对陈元光的追赠褒封累计达22次，仅两宋就有15次之多，庙号赐称“威惠庙”，匾曰“盛德世祀”。〔10〕最初，是唐玄宗首先以“盛德世祀”形容陈元光应得之香火庙祀，此四字实可视为唐朝廷推崇陈元光，强调其事功，牵涉到唐朝如何评价陈元光一生戎马功业与道德人格。这也可以是后人定位开漳文化精神内涵的基础、历代传承的理由。〔11〕历朝统治者一再封赐陈元光，一来为了稳定社会，巩固统治；二来为统治者自身赢得声誉。换言之，民间文化被植入“礼”的秩序中，其内在价值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经过历朝皇帝的推崇，民众对于陈元光及开漳将士的崇拜进一步得到强化。久而久之，由崇拜到顶礼膜拜。当然，民间信仰和制度性宗教同作为文化的产物，不可将其蔑视为“封建的遗留”，而看不到民间信仰的历史久远性和文化积淀的深厚性。
第三，闽南特殊的地域环境是陈元光由人转化为神的客观条件。闽地自古是蛮荒之地，陈政、陈元光父子赴漳平乱、开漳置州，才逐渐被纳入中原的正统文化体系当中。恶劣的生存环境为闽南民间信俗的发展提供了社会空间。人类在与旱灾、涝灾、蝗灾、瘟疫等灾害的长期抗争中，经常因科学技术的欠缺、经验的不足而往往藉助于超自然力量来克服所面临的困境。〔12〕所以，在闽南地区，信仰数量众多，层次丰富，成神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且各个神祇之间常有联盟“巡安”，是闽南信仰独特的“景观”。
现如今，开漳圣王信仰已经成为闽台民众祈求健康平安的神明之一，更是和平生产、生活的符号，其香火不绝如缕，祭祀活动非常活跃。在“开漳圣地”云霄，每年元宵节都要隆重举行“鉴王”（迎陈元光神像出庙祭奠）、“巡城”（抬陈元光神像巡游境遇）、“走王”（用双手高举轿扛向前疾跑）三项民俗活动，称为“圣王巡安”。该民俗活动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有关部门提供，目前在漳州11个县（市、区）中登记在册的威惠庙有251座，闽南、闽西、闽东以及粤东、浙南等地都建有寺庙；台湾有登记的祀奉开漳圣王庙遍及台湾全岛，其中尤以台北、桃园、宜兰、彰化、云林、台南香火最为鼎盛。〔13〕这位曾经带领将士开疆拓土、已被神格化的守护神，自然地成为移民者的精神信仰。移民们在共同的祭祀活动中加强感情联系，建立族群意识，发挥了神缘的号召力，吸引更多漳籍同胞陆续前来定居，不断壮大聚居规模，拓展宫庙规格。〔14〕“开漳圣王”已成为闽台联系的重要情感纽带，幷逐步形成台胞访祖到福建的“根文化”现象。台湾同胞赴漳州寻根，探寻的是血脉与文化的源头，“开漳圣王”信仰铸就了闽台牢不可破的集体记忆，为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重要基础。
二、从大陆到台湾：文化记忆的延续与拓展
首先，“祖先”与“英雄”记忆的书写是两岸同胞文化记忆的编码之一。回溯历史，陈氏父子建漳立郡的过程中，“汉”意识的指示性在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少数民族民众接受了汉化的民族记忆，选择性遗忘与“蛮夷”相关的记忆，逐步抵达汉文化的认同。此后，陈氏带领的87姓将士在闽南繁衍生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边界趋向模糊，幷逐步形成以汉文化为基础的族群社会。陈氏父子逝世之后，族群透过仪式、叙事书写，追溯英雄祖先，与素未谋面的祖先建立心理上的文化联系。除了血缘之外，环境的空间变化、权力的演变等层面的指示，“开漳圣王”逐渐作为信仰存在，凝聚族群的历史记忆，表征族群的身份。
“祖先”与“英雄”的指示，成为移民渡海开台情感共享的载体。台湾的“开漳圣王”信仰，始于明末清初大量的闽南民众移民入台湾。明成化二年（1466），蒋国旺、国时、国平三兄弟携带分香定居淡水。此时的“开漳圣王”乃为移民面临环境空间变化的信仰寄托。在面临未知之际，民众的情感偏向延展了“开漳圣王”的多重意指，为强化记忆、认同提供新的指示。而“开漳圣王”之所以指涉信仰，像似符引发了重要作用。可以发现，陈氏父子南下面临蛮荒之地与移民迁移台湾面临的环境、生存条件几乎一致。一来移民面临的也是瘴疠横行的蛮荒；二来需要与当地土著争夺生存空间、生存资源。“开漳圣王”在移民记忆中所承载着不仅是来自原乡的寄托，更是希望当下的自己能同当年陈氏父子一般渡过难关。由此，渡过难关的移民与“开漳圣王”完成了情感连接，使得民众对开漳圣王的记忆从英雄转为信仰符号。这一点从民众对于开漳圣王称呼可见一斑，民众往往称呼“开漳圣王”为“王爹”或者“王公”，王乃对于圣王的尊重，而“爹”与“公”确是民众情感性偏向的确证，《开漳圣王护国安民武德真经》称：“漳民敬王如同敬父”〔15〕。换言之，指示机制以多重衍义的方式将“开漳圣王”的英雄记忆转化为心灵寄托的信仰符号。与此同时，在移民平安渡过台湾海峡、开垦新家园的过程中，“开漳圣王”的原乡情结在经历磨难之后得到强化，信仰的指示性得到巩固。
其次，移民在台湾需要生产、发展，建立与新环境的联系，建构身份认同，“开漳圣王”成为移民族群共同的叙事对象、共同的祖先记忆。这时候，“开漳圣王”在身份认同的驱动下凝聚成集体记忆，推动“开漳圣王之我们”共同体的建构。沃尔夫·坎斯特纳指出：“集体记忆能够抓住遥远的历史事件和社会事件，但是它经常优先考虑当前的利益。集体记忆是有意识的控制的结果，也是无意识的吸收的结果；而且它不断得到调整。”〔16〕新环境生存的需要、身份认同的确认、原乡的情感寄托、信仰的投射等因素的叠加使得“开漳圣王”在指示机制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开漳圣王”的意指从血缘、平安祈福同步过渡到族群共同体，其指示表征完成了从个人认同到集体认同的过渡。这是民众对于文化的认同，也是指示性在集体记忆形成过程中竞争的结果。
随着移民生产生活的变化，“开漳圣王”的意指不断延展。在台湾，早期不同籍别的移民因生存空间、资源、风水、迎神赛会等，常发生械斗。现场械斗双方常抬族群神像上阵，作战双方以攻占到对方的信仰神像为荣。战况激烈之时，经常神人共患，难保自身。“开漳圣王”作为漳籍民众信仰的保护神，加上陈元光乃武将出身，自然成为漳籍移民械斗时的“神伴”。可见，此时“开漳圣王”所指涉的对象为族群，其成为族群凝聚力的象征。群体认同往往不以个人的意志与愿望为转移，而与群体的利益与价值取向、文化存在的环境为准则。〔17〕换言之，当“开漳圣王”作为群体认同而存在，民众的认知随着“我”到“我们”的转变，其行为准则、认知、情感将会偏向以“开漳圣王”为核心所形成的利益群体。也就是说“开漳圣王”在械斗现场所激发出的情感带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尽管这种集体意识在当时具有暴力色彩，但对移民族群的建设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可见，记忆形成的过程，也是文化认同形成的过程。“开漳圣王”指示最终锚定台湾民众的群体认同，而这种认同反过来对民众的认知、行为进行限制。也就是说群体认同一旦形成，个人的认知、意志自觉向群体倾斜，人们将按照群体制定的“共识”约束自身，推动族群的“制度”建设与发展。
总而言之，“开漳圣王”历经从英雄到圣王，从跨海的平安指示到群体凝聚力的表征，千年的意义传递积淀着血缘、神缘、地缘、人缘、业缘、物缘，凝聚着成员的身份确证和集体认同。集体记忆既是一种物质客体，又是一种象征符号。〔18〕这个符号具有某种精神内涵，附着在社会现实之上成为群体共享的抽象概念。换言之，当移民脱离大陆的群体，“开漳圣王”以分身“神像”的物质实体随移民跨海建设新家园，又作为原乡物质客体的意象建立其移民与大陆家园的情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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