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表示，悲情意识消解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悲情动员的失灵，这在去年高雄的市长选举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民进党选情告急时曾诉诸于悲情，又搬出了“美丽岛事件”的招牌，但高雄民众尤其是年青世代不为所动，许多年轻选民甚至不知“美丽岛事件”为何物。这意味着在台湾南部传统的民众悲情情结正在逐步消褪。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对以前对立社会结构以及政治行为记忆逐步褪色的原因，民进党长期执政绩效不彰，也在客观上消解了悲情动员的情感基础。
陈星认为，悲情意识的退场是台湾民意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对台湾政治结构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只有在悲情消退的情况下，民众才有向理性回归的可能，政治发展也才具备向理性回归的可能。最近台湾社会对民进党执政的强烈反弹，可以认为是悲情意识消退之后民众理性回归的结果。另一方面，悲情意识的消退在台湾意识形态序列中创造出了大量的空白，为未来新政治势力建构论述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同时，悲情意识消退意味着台湾政治中的动员模式也将发生较为深刻的变化。敌对动员和悲情意识已经逐步脱钩，敌对动员模式的存在样态自然也会发生变化。易言之，台湾政治中的政治动员模式由于悲情意识消退而经历了一次较大幅度调整，而各个政治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悲情意识消退所造成的影响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选民“中性化”趋势及其影响
陈星说，台湾的选民“中性化”态势早已出现，学者对岛内选民的“中间化”现象早已有过讨论。选民的“中性化”与以前的选民“中间化”是有差别的。在两党主导政治结构的情况下，“中间选民”必须选边站，这时的所谓“中间选民”可以称为“摇摆选民”，选民投票行为取向的改变更多是针对候选人，并非涉及到政党的价值问题。但以最近一段时间台湾社会政治发展显示出的迹象来看，台湾选民越来越从价值上挑战两个主要政党，特别是民进党的“同婚”、“反核”理念，已被证明难以被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接受。这种涉及价值系统认知的冲击会导致台湾政党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能够在价值上迎合民众的“第三势力”事实上获得了较大的空间，这是所谓“跳脱蓝绿”概念最近刚刚获致的政治意涵。
他认为，选民“中性化”趋势的出现是台湾社会对政党政治进行反思的结果。民进党上台以来坚持意识形态挂帅，坚持“台独”立场，其政策也主要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因此引发的影响就是经济发展停滞，民进党执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则加重了这些问题发酵的程度，最终引发了台湾社会的广泛反弹。以此观之，社会治理能力大概率会成为未来政党竞争的主轴，这对于两个主要政党国民党与民进党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
陈星说，在选民中性化的大趋势下，国民党已经被迫进行改革，未来不管成效如何，改革的方向是无法改变的，传统的“大佬政治”将逐步退出政治舞台，而真正具有动员力的政治人物会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如果按照这个方向发展，国民党将会变成一个由若干魅力型领袖为基干的松散派系联盟，而动员模式也将由“资源交换型”逐渐转变为“议题动员型”。这事实上是以前民进党所走的道路，两党事实上面临着同质性竞争，因而未来选举中议题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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