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上个月《议事规则》修改成功，反对派频频呼喊口号“今日改《议事规则》，明日23条立法”，您认为《议事规则》的修改是否会对未来23条立法形成一定影响？
陈建强：修改《议事规则》是为了避免部分议员肆意借“拉布”，意图骑劫甚至瘫痪议会，让立法会回复其应有的运作秩序，纠正目前“议不能议”、“会不成会”的乱象。至于23条立法，则是填补国家安全的一块空窗，亦让香港确切履行应有的宪制责任。前者是立法机关的内部运作，后者则是特区的宪制和管治责任，更涉及特区与中央的关系。两者无论在性质、层次和作用方面，根本就是两码子事，勉强拉在一起，只为求“互保”，加大恐吓力度，吸聚反对声音，但这仅是抗争策略，偏离客观现实。
在草拟《基本法》时没有就23条作出具体立法、2003年立法时功亏一篑，以致迄今仍未能落实立法，各有不同因由，但都是政府的内部考虑，与反对派的拉布无关，更不是由反对派主导，所谓“今日改《议事规则》，明日23条立法”，根本就是“拉人群冚自己脚”的胡诌。
在修改《议事规则》一役中，反对派无力、无谋，更无民意支撑，无论是修改《议事规则》，还是23条立法，都在彰示反对派逢事必反的措举，经已被社会丢弃，走进死胡同，面临被淘汰的必然命运。当然，在修改《议事规则》后，反对派再不能在议会放肆，23条立法的审议通过，将可减免不少无聊阻障。
中评社：李飞主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周年基本法研讨会中表示，“香港基本法已经实施廿年，至今为止，第23条立法未得到全面落实，这是责无旁贷。”对此您怎么看？中央近期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23条立法的必要性，这是否代表中央有意加快23条在香港立法？
陈建强：权责利是管治的“三要素”，缺一不可。当中，责任是领导层次，也是关键环节，离开了责任，权力就会落空，利益也不用提。基本法实施已逾廿年，但仍容留关键的国安空窗，怎么都说不通。有责任就要承担，有困难就要想方法，特区处理不了，就要报请中央寻支持，而不应以回避纾压力避责任。
1990年4月4日，中央正式颁布《基本法》；1997年7月1日，《基本法》取代港英时期的《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建立特区政府，并确认其权力和责任，以及与中央的关系等，至今都已超过20年，但23条仍未尽责立法，还有脸质疑“中央有意加快23条在香港立法”？未能立法虽不能说是怠忽，但乖乖不作为就能让香港政通人和？这种无力感令人深感无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