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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记者带着一系列的问题赶赴北京，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港澳事务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环博士（摄影：兰忠伟） |
记者：香港问题的不断浮现，可以分为哪些阶段，如何看待香港现阶段发展所遇到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港独”问题逐渐抬头，矛盾不断激化？
李环：香港回归以来，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重大变化。第一个阶段是1997年至2003年，这是“井水不犯河水”阶段，但2003年的二十三条立法，以及SARS，经济低迷等一系列原因导致了“七一大游行”，香港形势开始发生转折；第二个阶段是2004年至2010，这期间中央开始“有所作为”，推出旨在提振香港经济的CEPA，其中包括“个人游”政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行”，这段时期是香港酿变的重要阶段；第三个阶段是2011年至今，“本土主义”开始出现，尤其是“政治本土”，导致了后来的激进分离主义。
第一个阶段时，香港问题还并不突出，2003年“七一大游行”之后，各方开始反思，但当时考虑主要是经济问题，对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深入思考研究。2003年7月，“自由行”推出，短时期内取得积极成效，但随着时间推移，一些负面作用也开始显现。2011年曾荫权到北京述职，就向时任温家宝总理反映过“双非”孕妇等问题，显示两地摩擦加剧，两地关系开始逆转。
与此同时，香港本地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2006、2007年间香港出现“保卫天星、皇后码头事件”，本土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如果说保卫天星、皇后码头主要涉及港人的历史（集体）记忆、保育等问题，那到2009、2010年之交的“反高铁拨款”运动则涉及到香港的发展方向、与内地的关系等较尖锐问题。“反高铁拨款”把香港的80后“第一次连结起来”，被称为“时代冲突的一面镜子”。当时80后组织了一系列的反对活动，泛民议员在立法会内进行“拉布”，反对高铁拨款， 80后就开始包围立法会，形成内外联动场面。当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80后的社运，包括和过去社运的区别，以及这个年轻群体与上一代的“世代差异”。2011年，两地摩擦进一步增多，网络上开始出现“香港本土力量”群组，11月，陈云整理出版了《香港城邦论》，在两地摩擦加剧的情况下，该书为“中港区隔”、“中港矛盾”等讨论提供“理论”基础。紧接着，网络上就开始出现“香港自治运动”“我哋系香港人，唔系中国人”等Facebook群组，他们有的在游行中挥舞“龙狮旗”或有港英时代特色的“香港旗”，香港的“政治本土主义”开始出现，但一开始，只是一些网络群组，没有实体化。2012年，一系列“中港矛盾”出现，如内地小童港铁进食、内地人和香港人互骂“狗”与“蝗虫”等，都引发广泛讨论，加之“反国民教育科”行动的爆发，更是刺激香港部分媒体围绕“中港区隔”大做文章。2013年的“限奶令”，2014年的“占中”，2015年一系列反对水货客的“光复行动”，都令两地关系雪上加霜。2015年初，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批评港大学报《学苑》搞“港独”，《学苑》其实只是港大的一份学生杂志，没什么社会知名度，但施政报告的批评却令它出了名， “港独”等话题也全面进入公众视野，批驳或支持都公开化了。
“占中”结束后，一些“占中”的参与者开始成立实体政团，包括“本土民主前线”、“青年新政”、“香港众志”、“香港民族党”等，他们基本上都以“本土优先”、“香港自决”、“香港独立”等为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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