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宗：香港政务官传统上不注重研究水平 更重视自己免责
我在中央政策组做过全职研究员，也做过非全职顾问，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个，可能是少数之一。回应张先生说政府要向智库拨款，我是同意的，问题是谁负责和怎么批出拨款，我还是要回到原来我们政务官、公务员的工作方式。
首先研究项目就是价低者得，重视的不是你的研究水准本身，说白了就是自己不会挨骂，一定要按照最保守的那种用钱的心态。只有很低的开支才可以不用繁琐的投标程式，因此很多时候只能找个别的学者，拉交情写一点很基本的东西。此外，中策组有个总研究主任Research Director的位置，最初是聘请教授，现在变成政务官只管行政；而且一旦由政务官做，以后都是；这反映对研究的重视不足。
问题就是说，香港政务官一直的传统，不是很注重研究。你看内地很多部门，都会有什么政策研究中心，自己有研究人员。当然素质会参差，肯定不会每一个都像CDI一样，但是起码内地的文化是重视研究的。但在香港就没有这个土壤。
我是很深的感触就是专家也好、学者也好，对政府的影响力，在内地肯定比香港要强得多。你看一个例子就是退休保障，比如周永新教授，我十年前在中策组已经请教授研究退休保障，现在政府还是找他去搞。他也快70岁了，他最近就说，我是永远不会再帮政府了，因为政府就是用他用了几十年，但是一直都是研究阶段，说的不好听可能就是拖延时间。最后他做的什么报告，政策也好，还没有采纳，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政策。
所以这个就是那种文化的问题，思路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更关键就是整个政府和整个社会就要对于研究重视，尤其是官员，不然的话你多给多少拨款也没用。我们香港不缺什么基金、发钱给NGO申请，他们基本上没有觉得很有满足感，因为太多的规矩；然后那种评估都是量化的，各种因素的制约。所以我觉得我支持政府多拨款，但是也要看，就是一定要重视我们研究的质量，而不光是价低者得。
（张志刚：我补充一句，就是我不是要求你什么，而是整个关系要改变；不光是你给钱，因为我不是白要你的。但你不能把彼此的关系看成只是一个投标，不能只是价低者得的关系；如果这样搞，没法体现智库的价值。试想，若我去年完成的项目，今年给人家用更低价拿走了，难道我要把部分研究员辞退？！我怎么能留住人才？）
（郭万达：这有点像工程投标那样子，以一种商业的运作模式来做智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