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然：香港不是一个很重视智库研究的地方
说到这里，感触还是比较大的，就是香港可能本身就不是一个很重视研究的地方。整个政策的过程里面，其实刚才也聊到了，就是我们说得好听的可能是所谓经验主义，但是其实从总体来说，就是对研究不是特别重视。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最近我一直在思考的，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要马上见效果的，而我们对一些primary research（基础研究）根本看都没看过，想都没想过。举个例子，你看我们现在要说医疗改革，医疗改革的无数环节里面，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医疗融资，冒出来的方案有十多个，但我为什么最后用A不用B，或者用B不用C？并不是说A还是B还是C好一点，或者差一点。
政策最后就是一个价值判断，一个价值的选择。但我们现在其实对于香港整个，包括我们整个社会30年的变化，我们对整个香港的所谓价值观也好，对香港市民的心态也好，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掌握，也没有做任何研究。连最基础的市民在想什么你都不知道的时候，你怎么去选择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就是我们根本不重视研究的结果。
我在贵州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当时分管政策研究室的，内地在做政策决定的时候，对研究的重视程度比香港高很多。
（王春新：对，我深有同感，80年代一改革的时候，各个省都上去了。）
当时我要做个什么政策，我们还有一些所谓的硬指标；比如说我要过一个方向的政策，起码要专家论证之类。对这种硬指标，有些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就是走个过场，但实际做研究的，提出的、论证的都是专家；其实这个里面，就很顺畅地、很顺利地、有机地融合进去整个决策过程里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