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治典·官制》《赋典·职制》《赋典·仓库》等有较多关于元代府仓、常平仓等的记载，是研究元代仓库的重要史料。《政典·征伐》《礼典·朝贡》等还有元代与日本、高丽、安南等国家外交、经济制度的史料，《元史·外夷传》中记载多采择自此。辑校本针对原有史料，在《通制条格》《宪台通纪》《南台备要》《秘书监志》《元典章》《元史》，以及晚近发现的黑水城文书和《至正条格》等所载同源史料基础上，严谨考据，仔细排比，对臣事六典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为研究元代制度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其三，《经世大典辑校》是元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和见证。
元代疆域辽阔，文化多样，兼容并包，是中国历史上中外关系交流的繁盛时期。在“四海为家”“通问结好”“薄海内外亲如一家”思想的指导下，元代对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国家派遣使节，开展一系列积极的外交活动。这些重要外交活动在《经世大典》中多有记载。如《经世大典·政典·征伐》记载，元军曾推动了高丽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此外，元朝还曾将先进的《授时历》颁发给高丽、安南等国。在贸易往来上，元朝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开放泉州、上海、温州、庆元、广东、杭州临海诸郡，与番国往复互易舶货。这些重要的中外关系史料在《经世大典》中都有记载。
其四，《经世大典辑校》是研究元代文化思想史的重要文献。
《经世大典》是元代“大一统”思想呈现的最佳载体。元朝的建立，颠覆了汉民族一统天下的局面，传统的“夷夏”思想受到了挑战。如何阐述蒙古入主中原，巩固传统“大一统”思想是元代十分现实而重要的课题。《经世大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官方对大一统思想的解读。即元朝由于国家统一，经济得以发展，人口繁衍日盛，上视汉唐极盛之数。元朝文治武功远超前代，统治者认为有资格号令天下，一统江山，其核心思想就是宣扬和主张有德者有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反对以是否是汉民族一统天下来评判政权的合法性，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的新的阐述和解读。
《经世大典》是元代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唐代杜佑《通典》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他开创的通史性制度史编撰备受后人好评和关注。此后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又将杜佑的典制史记载继续连接。典制体史书记载了国家制度建设、疆域、边防、兵制，以及和民生日用密切相关的农桑、田赋、水利、盐茶等等，因此是最关乎致用的史书体裁。蒙古政权在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之后，吸收了中原汉文化的进步内涵，在国家制度和法规建设上不断发展丰富。《经世大典》要将元朝已有的制度建设以史书的形式总结下来，以为当世所用或为后世参考。因此，《经世大典》是经世致用思想在元代史学的最佳注解。《经世大典》史料多来自政府的原始档案，可靠程度高，又贯通了自杜佑、郑樵、马端临之后的典章制度记载，将典章制度史的编纂在元代史学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