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月17日电／据光明日报报道，元朝在统一且多民族的中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一个民族迁徙、冲撞，文化交流、融合的大时代。历来治史者难，治元史者更难，原因在于涉及大量的汉文、藏文、蒙文史料，除了常见的一些基本史料外，不少珍贵的元代文献未得到有效的整理和翻译，给元史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经世大典》是元文宗时，赵世延、虞集等“参斟唐宋会要之体，荟萃国朝故实之文”，仿效六典之制修纂的元代第一部大型通制性政书。它分类记载了元初至文宗朝的帝王谱系、诏训、职官、礼乐、经济、军事、外交、法律、匠作等典章制度，总结了元朝建立以来典制的更替演变，是元代典制之集大成者。再加上，《经世大典》乃当朝人修当朝史，史料多来自官方原始档案，史料可靠性、真实性较《元史》等书为高。《元史》各志基本上是从《经世大典》摘录编纂而成，《元史》的一些传记也可能出自大典。因此，大典是考校元代文献的最基本史料，对元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周少川教授穷尽20年之功，广搜史料、详加考据，与合作者一起整理而成的《经世大典辑校》，实为元史研究的又一新贡献。
首先，《经世大典辑校》对深入研究元代政治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理意义。元代政治史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就是元朝统治的合理性、重要的政治事件、重要的政治人物。《经世大典辑校》在这几个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史料支撑。如其君事四典（帝号、帝训、帝制、帝系）以正统为核心，用清晰的脉络，较好呈现了元朝统治合理性的存在。元朝统治的合理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元代继承汉魏、唐宋是否合理；二是元文宗继位是否合理。盛世修典是为了彰显元代的天命与繁盛，编纂者大谈“于皇有元，应天顺人”“纂成天绪”等思想，认为元朝亡宋灭金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同时又贬低汉魏唐宋，赞扬元代的文治武功，肯定元朝统治的合理性、繁盛性。另一方面，编纂者在帝号、帝训、帝制、帝系的排序中，将元代帝王史以文献形式作较完整的呈现，表现对元代帝王的正统认知。其中，将文宗帝位的继承合法化，乃《经世大典》编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研究上，蒙古帝国、世祖至文宗诸朝的诸多重要政治事件在《经世大典》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
其次，《经世大典辑校》是研究元代制度史的史料宝库。臣事六典（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为全书之重，以时间为序，记载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经济制度、礼制、军制、匠作制等，对元朝百年的典章制度进行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是研究元代制度史最为系统、最为完备的史料宝库。
现存大典序录的《治典·官制》述及元代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11个中央机构的名称，以及行省、行枢密院等6个地方机构的名称。诸如元代官员俸禄、升迁、换届、养廉分例等具体记载在大典中皆有反映，可以说是研究元代官制的重要史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