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中华文化的第一周期，就是指从尧、舜以来到唐朝初年；第二周期应该是以韩愈、李翱起头，北宋五子开道，然后朱子集其大成，延续到19世纪末。而我们现在所提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指的就是在改革开放40年经济建设取得辉煌的成就之后，在恢复文化自信的同时，我们如何从过去开出的第二周期去汲取经验与教训。
第二周期是怎么开创出来的？东汉末年到隋朝建立前这400年里头，儒学被佛教跟道教边缘化，当然是由于当时本身儒学的诠释支离破碎，且当时天下大乱，大家想要安心立命。而之所以儒家能开出第二周期，就是因为这些大儒们是以孔孟思想为基础，而突显了《易传》、《中庸》、《大学》这些经典的重要性，来弥补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罕言性、命、天道”的缺憾。孔子主张“不知生，焉知死”，但是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大家要安心立命，佛教告诉你，人死后会往何处去？人从何处来？道教讲长生不老，儒家讲“未知生，焉知死”，这就不合时宜了。所以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可是佛、道讲怪、力、乱、神；儒家“罕言性、命、天道”，但是佛家讲“明心见性”，道家讲“道法自然”。
在儒家，当时只有思孟学派讲心性，也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所以新儒学为何突显《易传》，因为《易传》讲阴阳、屈伸、变化、往来、鬼神之道；《中庸》就专门讲性、命、天道；《大学》讲治国平天下。此外，新儒家又吸收佛、道两家的长处。像程颐，在替杨时说明张载所写的《西铭》时，跟他提出“理一分殊”，这就是从佛教里面的“月映万川”而来。因为程颐讲了“理一分殊”，到杨时的时候，就开始深刻反省，把它发扬光大，到他的三传弟子朱熹那里，“理一分殊”就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范畴，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共性”与“特性”。另外一个例子，太极图本来是道士们修真炼气的一幅图，周敦颐写了一篇《太极图说》，引述《易传》跟《中庸》来解释太极图。而到朱熹时，他的大弟子蔡元定又把太极图从四川带回来，朱熹就在周敦颐的基础上，又写了《太极图解》以及《太极图说解》，从此《太极图说》就成为新儒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朱熹就这样完成了儒学进入第二周期，这同时也是儒学的第一次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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