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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右派”经历

http://www.CRNTT.com   2010-08-09 12:50:14  


 
  李义领着我出去熟悉环境。先到了第二排房东头的小卖部。小卖部经营的主要是生活用品,两个营业员都是过去搞过商业的劳教人员,这里不用现金,用教养所自制的“小票”。劳教人员入所以后,都必须把现金兑成“小票”,自己不准留现金,据说是为了防止逃跑。小卖部的隔壁是禁闭室,也叫“小号”,教养人员犯了错误就关到禁闭室里反省,严重的还要带上手铐、脚镣。那是一间房,中间用铁栅栏隔成两半,里边关人,外边是修鞋组,其实只有一个人,当然也是劳教人员,他给大家修鞋(收小票),看管禁闭室。

  李义还带我看了酱油厂,在大门西边,做酱油也做醋,原料是农场自己生产的粮食,产品也主要是自己用,少量销给附近的村民。

  李义带我转了几个地方,在向我介绍教养所情况的同时,也注意了解我的情况。他问:“听口音,你也是东北人,东北啥地方?”我说:“海城,你呢?”他说:“吉林,咱们是老乡。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到这种地方,老乡之间得照应着点。你是为啥被打成右派的?”我说:“说起来心里不痛快,不想说。”他并不在意,说:“反正被打成右派的多半是直性子,说实话,没错不肯认错,这就忤犯了领导,成了反动派。我和吴影(也在教养所)就是这样,整风期间我们在步校提的那点意见,都是秃子脑袋上的蚤子明摆着的,可是反右当中硬说我们对党不满,攻击领导,要开会批判我们,我们不接受批判,跑到天桥上不下来,就把我们打成右派送到这里来了。”

  李义带着我把能转到的地方都转了,回到宿舍的时候,对互相的基本情况都有所了解了。这位老乡是典型的东北人的性格,心直口快,肚里没有“保密箱”。这种人很容易了解,也很好相处。

  我所在的三班属于第八队,队长就是那个矮个子红脸的金队长,上边还有一个大队长叫张连荣,还没有见面。金队长通知,新来的人明天一律出工,任务是抬土修堤。

  李义和付平说好,他和我一付筐。出工以前,李义领着我去拿工具。我一看那抬土的筐,吃了一惊。筐是用荆条编成的,又大又深,比在冀中搞土方时用的筐大多了。据李义说,这种筐,装平筐三百多斤,冒个尖就有四百多斤。我到这里以后,可能不服这里水土,夜里拉了两回肚子,而且有些发烧,浑身乏力,干这样的重活怕是支持不住。李义安慰我说:“你放心。我知道你身体不舒服,所以才要求和你一副筐,到时候听我的,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到了工地,装土的时候,李义大锹快装,对我说:“悠着点劲儿,别逞强,能干多少干多少,有我,咱们落不了后。”抬筐的时候,他把筐绳挪得几乎靠近他的肩膀,我抬着前边,重量很轻。我很过意不去,要把筐绳往前挪,他说:“告诉你别逞强,你就别逞强。你刚来,若是请假,准得说你逃避劳动改造,你要挺过这几天。不要担心我,这点活累不垮我。”这个22岁的小伙子,真是壮得像头牛,汗像雨水一样顺脸往下淌,可是劲头始终不减。

  到了休息的时候,伙房送来开水,李义从军装兜里抓出一把砂糖放到我的茶缸里。有了糖,水就不感到咸了,我喝了满满一缸子,出了一身大汗,感到身体舒服多了。

  在李义的帮助下,我总算挺过了头两个小时。可是有人却没有挺过去。带队班长喊休息,人们停止干活去打开水的时候,金队长站在堤上怒喝一声:“肖洪,你们不能休息!”

  那个叫肖洪的是个瘦高个儿,30多岁,脸色灰暗。据说原是个工程师,有胃病,到了教养所水土不服,吃不下饭,身体更弱了,这么重的劳动当然支持不住。和他抬一副筐的年轻人倒是挺壮,但两个配对的活,一个人“孤掌难鸣”,他们装得少,走得也慢,明显地落后于他人。这惹怒了金队长,不但不允许他们休息,也不准他们喝水,叫来两个壮小伙子帮他们装筐,那筐土装得不但冒尖,而且装了拍,拍了又装,筐尖的土不少于筐里的土,总共有500多斤,扁担放到肖洪的肩上,他站都站不起来。金队长又喊那两个壮小伙子:“你们帮助他!”那两个小伙子拿过另一条扁担从肖洪抬筐那个肩膀的腋下穿过,和后边那个小伙子打个招呼,三个人一声:走!猛地往上一抬,肖洪一声惨叫,整个人都瘫了。三个小伙子不理,连筐带人抬到堤上,筐里的土倒出来,肖洪却疼得在地上打着滚地惨叫。

  这一幕惨剧看得我心里直发冷。设想一下,上边抬筐的扁担几百斤重量往下压,下边“帮助”的扁担几百斤的力气往上抬,上下两根扁担用几百斤力量挤当中瘦弱的肩膀,不知肖洪的肩膀骨头是否被挤断了。

  休息过以后,我们继续抬土修堤,对肖洪是怎么处理的就不甚知道了。

  我非常感谢李义,有他的帮助,头几天我总算挺过来了。我的体质原本不错,多年的野战生活,也使我易于适应各方的水土,过了一个星期,面包吃完的时候,我基本能吃食堂饭菜了,只不过吃饼子的时候还得沾些砂糖。修堤以后,修整稻田的灌、排水渠,活不累,我可以适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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