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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关注：专家共研台湾民粹主义与第三势力 | |
http://www.CRNTT.com 2018-11-23 00:06:59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嘉树表示，谈民粹一定要谈民主，因为民粹其实就是民主的一种形式——大众民主，民粹和民主都源于“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观，民主必然要逐步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像选举、公投、以及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示威等等都是大众直接行使权力的民主方式，从形式讲也称为“直接民主”；但一般而论，人民直接行使权力的机会很少，通常是经由选举选出人民信任的代表，让人民代表代行权力，代表就是精英，“代议制”就是“间接民主”；由此就形成既有大众民主、直接民主，又有精英民主、间接民主的复合架构。正像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一样，民主也有两重性。但长期以来，我们把民主“圣化”了，民主变成与正义、真理、善一样的褒义词，对民主只能歌颂不能批评，于是大众民主、直接民主中好的部分，就被放入民主的成就中受到赞美，坏的部分则另造出一个带贬义的辞——民粹主义，对民粹就可以批评了。因为每人评价好坏的立场、观点不一样，同一件事如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有些人就认为是民主的华美篇章，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典型的民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民粹就是帮大众民主、直接民主背黑锅。换个角度论，民粹既然在本质上就是民主的一种形式，当然也有其正面的价值、意义和功能。 因此，他强调，今天我们批评民粹主义，实际就是讨论民主的问题，即所谓民主的困境。在以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为主轴的政治秩序中，是精英民主引领大众民主、间接民主引领直接民主，后者即使有负面表现如冲击社会秩序，也是可控的。换言之，民粹原本就是民主体制内的东西，无论在野党还是执政党都可能操作民粹，如台湾的民进党就曾长期这么干，但其前提是“可控”。现在的新问题是出现了新的民粹，一些超出政党视线的“边缘人”突然跃上政坛，短期内迅速获得民众的狂热支持，成为政坛巨星，如美国的特朗普、台湾的柯文哲、韩国瑜等。既有的政党似乎难以预期这些政坛新星的能量和变化，他们成了传统政党政治“不可控”或者“难控”的新要素，如何解释这种新现象？ 黄嘉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释上述现象：首先，时代变了。过去的一百年，政治动员的主轴或者是热战的、基于民族认同的“独立自主VS外来压迫”，或者是冷战的、基于民主理念的“自由解放VS专制独裁”，而今变为基于民生问题的“发家致富VS又老又穷”，这个时代主题的转变，传统政党大都转不过弯子，还停留在以往的“恨式动员”的窠臼中，除了妖魔化对手不会别的，这就给“边缘人”的突然“窜起”留出了空间。当然“边缘人”也不能凭空起跳，他一定要找到基于民生的宣传主轴做“撑杆”！ 第二，技术变了。黄嘉树指出，互联网满足了大众对于信息“知”的需求，又为精英动员大众提供便利的指挥工具，一条信息就可以发动支持者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起而行”，这就为大众民主和直接民主的扩张插上了翅膀。单独的、具有群众魅力的新生政治明星有了直接联系千家万户的技术手段，网民成了民粹浪潮的主力，“空军”（网络宣传）成了造势的重要手段，相应地候选人对政党“后援”的需求下降。 第三，最关键的还是今天会议题目所示——民主遇到了困境。黄嘉树认为，民主最基础的理念是人人生而平等，但民主立基的经济平台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由资本主义导致的贫富差距对人人平等形成了尖锐的讽刺。（欧洲的难民和南美的“大篷车”人流直接冲击民主的最核心）要妥善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有计划、有效率、能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形成稳定长期规范的“强有力政府”，但对抗的政党政治很难产生这样的政府。很多选民对两党恶斗和“政府空转”极度厌恶，就把期待的目光投向第三势力。 但黄嘉树也坦陈，第三势力及以个人形象为号召力的“明星政客”，最大的问题是掌权之后怎么办？毕竟基本的政治框架是政党政治的框架，没有政党的奥援，个体的政治明星很难保持与公务员队伍的良性互动，也很难得到以两党议员为主体的国会的配合，因此其施政也很难推动，或难以见到实效。所以第三势力或者组党参与政党竞争，或者继续围绕在个别政治明星身边，随着明星光环的减弱而渐渐从高高的浪尖落至地面，变成摊开的大片浪花，再变成泡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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