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分析来看，习近平这一段话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实践“一国两制”的聚同化异辩证统一关系：1，必须聚合三个认同，一是国家统一认同、二是民族发展认同、三是制度共存认同。这三个认同必须是两岸一致的，如果有不一致，也必须向聚合推进。这样，一国的认同才牢固，“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落实才有依靠，才有共同基础。否则，就不存在落实“一国两制”的可能性。2，必须化解两岸之间对“一国两制”最大的歧义，即两岸统一与领土和主权的关系。3，“一国两制”的前提是和平统一，也最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在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就是“一国两制”最大的同，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心愿、共同的未来。
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说：“两岸双方应该本着对民族、对后世负责的态度，凝聚智慧，发挥创意，聚同化异，争取早日解决政治对立，实现台海持久和平，达成国家统一愿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祥和、安宁、繁荣、尊严的共同家园中生活成长。”在此，习近平突出强调了聚同化异之重要性！在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之际，聚同化异的落实与应用，有利于遏制并立思维、对立思维的异变，防止香港曾经发生的“两制”无法并存的矛盾与冲突。所以，必须化解两岸之间对“一国两制”最大的歧义，即两岸统一与领土和主权的关系。在这里，两岸统一是否领土和主权再造，当为目前两岸彼此之间最大的不同认知。这个异，不可能留存，必须化解之。如果容纳了这个异，就会导致原来的存社会制度之异，质变为存领土和主权之异，变为存两个国家之异，导致一国的基础荡然无存。
由此可见，聚同化异的目的与作用是为了达到“两制”共存的恒久性。聚同化异的内涵是典型的创新思维内涵，其基本要求是破除迷信、超越陈规、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所以，“一国两制”必须保持“共存思维”的定力，但是同时要破除“河水不犯井水”的陈规，在同的方面聚力加强，在影响同的异端上着力减少，“一国两制”在统一之后的两岸新时代才能行稳致远，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发挥独特的贡献。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务须牢牢把握习近平哲学思想中的聚同化异的思维内涵。
四、融合思维的成功运用需要底线思维的全力支撑
底线思维从反面思考问题，其基本要求是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前进过程中有可能出现“黑天鹅”，也有可能遇到“灰犀牛”。对这些不利情况，要有一个总体把握和整体评估。各种风险都要防控，但重点是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防控风险就是划出需要坚守的底线，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在历届中共领导人中，运用底线思维来处理台湾问题，当是习近平最为突出。底线思维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主要思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在台湾问题上，当然不可以缺少底线思维。过去历任中共领导人要面对发展的问题，现在习近平在面对发展的问题同时，还要布局如何实现复兴大业，责任不同，使命更新。“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国梦，在2050年左右把中国打造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这是习近平直面困难、敢于变革、勇挑重担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如何有效遏制“台独”的同时，调动台湾人民的积极性，两岸共同抓住历史机遇，共建伟大而强盛的中国，是习近平思考的重点。然而，台湾问题复杂多变，“台独”问题非常棘手，如何应对，务须保持忧患意识，不可掉以轻心。仅有遏制“台独”的措施是不够的，只有解决了“台独”问题，才能实现伟大的历史任务，因为“台独”与和平无法共存、与统一无法共存，只要“台独”存在，“一国两制”就难于存在，“台独”是导致两岸永无宁日的最主要因素。习近平说：“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遏制‘台独’。”这就是在忧患意识当中，充分把握了底线思维的自信。
习近平对“台独”底线思维有三个基本点：1，以历史教训为基本点，必须反对“台独”。2，以和平统一为基本点，必须反对“台独”。3，以全体中国人的意志为基本点，必须反对“台独”。可以说，过去中共对台湾问题尤其是“台独”问题强调的底线，主要着眼于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而习近平的底线思维，更多着眼于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在历史坐标上进行比较，可以说有三个不同：
1，历史的节点不同：过去大陆是处在发展的阶段，以防御“台独”为主。现在大陆是处在攻顶的阶段，以进取为主，当然也就不会坐等“台独”得以实现。从中共形成对付“台独”的底线过程中，可以体会到，中共对付“台独”的底线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严厉，是因为“台独”越来越猖獗、越来越具有危害性，所以，中共的底线具有强烈的防御性。与之不同的是，习近平应对“台独”的底线思维，则是与时代要求同步，更多地具有主动性、积极性。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从哲学的高度而言，这样的底线思维能够不断增强原则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底线思维不是一种消极、被动、只是防范的思维方式，绝不是要求仅仅守住底线而无所作为。底线思维实际上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思维。习近平的对应“台独”的底线思维就是如此突出，主动而不被动、积极而不消极。
2，历史的高点不同：过去是致力为实现小康社会而对付“台独”，现在是致力于民族伟大复兴而处理“台独”。一个是对付、一个是处理，差别是非常大的。作为一种战略思维，底线思维要求在谋篇布局、制定战略规划时，必须把底线放到总体战略的全局中去思考。习近平的对台思想核心内涵，就是促进国家的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最大的战略布局。国家统一与“两个一百年”的顶层设计是密切契合的，互为因果。所以，习近平的底线思维，必须设置在如此历史高点之上。
3，历史的视点不同：过去国家综合实力不足，历史视点中对“台独”的盲点颇多。现在国家综合实力迅速提升，自信心足，宏观视点就更加清晰、远大，对“台独”的实质也就看得越来越清楚。只有彻底解决“台独”问题、完全制约“台独”的危害性，两岸和平统一才有实现的可能。这就是习近平遏制“台独”底线思维最大的特点。
底线思维明确了，融合思维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应用，也就是说，融合思维中必须发挥底线思维的保底作用。底线思维中具有高线思维，底线思维是融合思维得以完全落实的重要保证。
现在需要探索的“两制”台湾方案，应该是在两岸实现了和平统一之后落实的制度方案，照理说统一之后“台独”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或者是已经不突出，是否就不要有这样的反分裂底线思维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何在“两制”台湾方案中加强底线思维的应用，坚决做到、确实做到，通过制度的设计，让分离势力永远不能翻身，以确保两岸统一的成果不被颠覆，“一国两制”得到长久的落实，这是最为重要的思维。所以，与解决香港问题的初期方案最不一样的思维特点就在于此，就是，强调两制“共存思维”之时，要着重于融合思维，并辅之与时俱进的底线思维，两岸只有在底线之上力求融合，才有可能抵御“两制”之间的对立思维的再次发生、蔓延以及产生冲击“一国”架构稳定的恶果。
五、习近平哲学思想对“两制”台湾方案的影响及意义
哲学思维方式指的是人们认识、改造客观世界时所运用的具有哲学特征的思维方法，是辩证性的思维方法，是批判性的思维方法，是实践第一的思维方法，是超经验的思维方法。习近平的融合思维是典型的哲学思维。我们还知道，思想的侧重点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思维是对客观事物间接的概括的一种反映，是认识的理性阶段。所以，在应用习近平的融合思维之时，要全面瞭解和掌握习近平的哲学思想。
在面对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的重大问题之时，习近平调动哲学思维，进行哲学思考，形成指导两岸关系正确发展的哲学思想。从习近平宏观的治国理政思想，以及具体的涉台谈话，都可以强烈感受到其哲学思想的穿透力。如从实践观、民族观、共享观、和统观来作典型分析，可以瞭解习近平哲学思想在两岸关系具体运用的价值何在。⑨
1，实践观：纵观习近平所有的涉台讲话，可以瞭解到，通过实践，总结经验，创造条件，充实信心，逐步解决台湾问题，是其哲学思想的深刻反映。习近平主政以来的涉台论述，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是通过实践的经验，得出了两岸关系正确道路何在的判断，并将通过实践得到的认识及道理，诉诸两岸同胞、启发台湾同胞。两岸关系需要在实践中推进发展，通过实践检验政策的正确性。
2，民族观：习近平提出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祖国观、民族观，就是要求以客观的历史视角正确对待国家和民族这种根植于历史的社会现象，以联系的观点来正确认识各种历史问题、国家问题、民族问题，不至于陷于唯心主义的孤立论、片面论、主观论的泥潭之中。必须注意到，习近平每每论述两岸关系的前途的时候，必然运用民族观。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共同命运、共同目标、共同机遇、共同尊严与荣耀等等，都是习近平哲学思想的闪光点，也是团结两岸中国人的最大公约数、最大同心圆。
3，共享观：在谈及两岸关系的时候，习近平反复强调两岸共享观，包括：其一，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尊严和荣耀。其二，首先与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也就是共享机遇。其三，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其四，让台湾广大同胞共享经济发展红利，照顾台湾基层民众、照顾台湾弱势群体，使更多台湾民众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中受益。习近平提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此，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中华民族，都没有遗漏台湾同胞。在习近平的共享观中，两岸同胞是不分彼此的。习近平的两岸共享观背后是有深刻哲学思考的，其核心一样是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大陆对台湾同胞的人文关怀。两岸一家亲、命运共同体、心灵契合，都是习近平对台湾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晶。
4，和统观：和平统一是习近平从不动摇的思想观，习近平从来没有提出什么“武力统一”的主张就是最为重要的佐证。非常生动的例子是：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就台湾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通过融合思维与底线思维结合论证，我发现其中对和平统一与武力解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性质界定，武力解决是为了维护和平统一，武力解决是处在和平统一的大框架之下，武力解决与和平统一绝非两极化或者是并立化的。不放弃武力的结果就是在最大的空间维护了和平统一前景，不放弃武力也限缩了两岸统一在外部势力干涉之下长期拖延下去的时间。由此可见，大陆不放弃武力，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而是明确对付“台独”势力与外来势力干涉的，一旦这两大因素被控制，和平统一仍然是最重要的统一模式。
习近平哲学思想在两岸关系上的运用，无所不在，丰富多彩，而且还处在不断发展中。关于台湾问题及两岸关系问题，不能局限于政策思考，政策思考固然重要，但是离不开哲学的思考。哲学思考能够以战略眼光观察大势，以开阔的视野和远见洞察全局。这不仅是对领导人的要求，其实也是对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思想者的要求。所以，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必须以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为方针，以习近平的融合思维为方法，并以习近平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如此，“两制”台湾方案一经形成，必能获得两岸同胞的高度认可，必然有利于促进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与中华民族复兴。
注释：
①《中国是信守诺言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页。
②《邓小平对中国特色国家统一理论的贡献》，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年07月09日，作者：李琦。
③《“一国两制”方针的时代特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00年01月15日，作者：张宏志。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8页。
⑤丁晓平，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页148。
⑥同注1。
⑦《邓小平与“一国两制”的构想和实践》，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9年03月06日，田姝。
⑧《习近平哲学思想与两岸关系论纲》，149页，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18年3月初版，作者：郭伟峰。
⑨《习近平哲学思想与两岸关系论纲》，13页，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18年3月初版，作者：郭伟峰。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4月号，总第3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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