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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现场（中评社 李泽璇摄） |
其一，对“和平宪法”法治底线的试探与突破。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投降书中明确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而《波茨坦公告》又明确规定“《开罗宣言》必须实施”。所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被纳入《日本投降书》，其内容构成战后约束日本的重要的条约法规则。不久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即督促日本起草并通过了“和平宪法”（1947年生效），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把利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以期用法治手段，消除日本军国主义复燃的可能性。
然而，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到2015年安倍执政期间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特别是到2022年岸田任内出台“安保三文件”后，“和平宪法”开始进入要被架空的快车道。这一危险的“法治”破局，事实上与美国的战略捆绑息息相关。“安保三文件”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将中国台湾地区定位为“与日本共享基本价值观的重要伙伴和朋友”。这与美国在当年10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高度契合。
日本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的战略转圜，加深两国的同盟捆绑，是日本弱化“和平宪法”的主要缘由，并非日本首相一己之力的推动完成。只是，日本似乎要“借力打力”，借“助攻”美国反华战略之名，行推进其自身强军战略之实。2023年，日本在石垣岛、与那国岛及宫古岛等地增强军力部署，刻意制造台海周边紧张局势，投巨资研发远程攻击武器，全面提速其海空装备升级步骤，对防卫力量进行“根本性强化”。石破茂上台前后抛出的“亚洲版北约”等构想，本质上是对强军战略的延续，是对“和平宪法”法治底线的进一步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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