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琪指出，众所周知，拜登把中美竞争称为“21世纪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之间的斗争”，把同中国的竞争当作同“威权主义”斗争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在动员国际力量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时，更加突出美国与中国在价值观上的对立，强调这是“民主”与“威权主义”的竞争，甚至在组织科技民主联盟来打压中国的科技发展、实行与中国的科技脱钩时也不例外。显而易见，美国把建立全球民主联盟当作同中国竞争、在国际上孤立中国、削弱中国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步骤。国际上明眼人对此都看得很清楚。实际上，拜登政府制定的印太战略的目标也是如此。
周琪说，韩国尹锡悦总统在主办民主峰会方面如此积极，一方面表明了其对美、对华政策做出了不同于前任总统政策的改变，更加紧密地追随美国的追求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战略；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在尹锡悦总统的领导下，韩国外交有了更大的雄心。对于中国来说，对尹锡悦总统外交政策提出的疑问是，如果美国的现行对华政策和国际战略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个双输而不是双赢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韩国“全球枢纽国家”的作用意义何在？
复旦大学教授信强发言说，从中国的角度看，尹锡悦政府现在奉行的是“亲美疏中”的外交政策，甚至慢慢滑向“抗中”，韩国是否会跟从美国逐渐实行对华高科技领域的“脱钩断链”？中韩两国未来是否会在经贸领域有更大程度上的“脱钩”？韩国是否会在中国核心利益如台湾问题上继续动作？美韩同盟未来是否会越来越针对中国？这都是值得担忧的。信强指，这次民主峰会在韩国举行，但是希望不要在涉台问题上挑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为这势必会严重影响中韩关系。他也说，韩国需要反思一下“亲美远中”的政策是否符合韩国国家利益。“第三，我也希望这次民主峰会的举行不会导致韩朝关系进一步恶化，不会导致半岛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甚至走向危机。”他说。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龚克瑜表示，目前中韩两国合作缺乏基础，见面了也无法深入探讨，沟通了也无法进一步推进，推进了也无法进一步落实。主要原因和问题有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各自国家利益和战略的变化；对对方核心利益的认识不同；第三方因素如朝鲜、美国以及双方之间的误解、误判、误读。对此，她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一、重新认知：认知世界、认知自己、认知对方；二、重新定位：“战略”、“合作”、“伙伴”；三、重新思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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