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慎表示，尽管苏联解体后，仍为共产党当家的中国俨然是西方民主国家必须加以应对的势力，但中国不是苏联，对苏联成功的“围堵”经验，难以复制到改革开放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中国。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代表的“交往”仍持续影响美国建制派主导的中国政策，直到“特朗普主义”席卷美国，“交往”不再是美、日及欧盟对中外交的主旋律。
何思慎指出，美国政治经济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断言，2021年为“亚洲世纪”的开端，新冠疫情将加速世界经济重心向东亚的转移，此不仅与中国有关，东亚国家皆相对有效应对这场大流行。西方的民主失灵问题在疫情中被凸显，福山据之修正“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的推论，以“对认同／身份的需求”概念诠释当代对“自由秩序”的不满，从中解读“怨恨政治”（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扭曲西方代议民主的政治过程。美、日及欧盟将此归责于中国对“自由秩序”的挑战，并未对症下药，与中国对抗、交恶无助于解决日本的问题。
何思慎总结，中日建交五十年，迈入“知天命”之年，不是参透谁主谁从，谁压倒谁的外交对决。两国虽存在分歧，但和平与合作仍是中日关系的主流，而中日关系改善除可减少中美之间的误解，更可使日本在双方间起到沟通的作用，此为日本安全之所系。当前，中、日外交主事者须具宏观战略思维与历史纵深，回归邦交正常化初心，继承前人的外交智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