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洞悉台湾文化语境的生发机制，深化对台“同情之理解”。钟厚涛谈到，对于台湾独特的历史文化脉络，大陆不应“善意的忽视”或者“选择性的遮蔽”，不能简单地把台湾民众因为复杂心态所产生的“台湾意识”认定为“台独意识”，而应该以同理心为逻辑起点，洞悉其背后的生发机制与影响后效，以包容的心态给予理解，以多元文化主义的相互包容胸怀认知台湾文化的独特性。1993 年汪辜会谈整个过程中，中国大陆充分理解台湾方面的心理和处境，始终坚持平等协商、对等谈判原则，这也开创了两岸高层进行平等协商的对话模式，对此后两岸关系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是识别台湾“劣质民主陷阱”，体察岛内民众身份认同困境 。钟厚涛表示，在台湾，族群认同不仅仅是文化归属感的塑造，它更是利益争夺的重要抓手。“族群认同工具论”者“将族群视为进行政治竞争与经济资源分配的手段，以此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变迁。”为攫取执政资源，岛内两大政党和蓝绿阵营矛盾与对立持续加剧，形成了具有极端性、冲突性和对抗性的政治文化，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台湾社会的撕裂和台湾民众的自我表征（self-representation）危机，并陷入一种无休止的螺旋下沉式恶性循环之中。
三是发挥公权力引领角色，构建两岸“我们群”意识。钟厚涛指出，两岸融合发展的动力既来源于市场和民间的内生源发动力，也来源于公权力的政策和制度驱动。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岸开启交流以来，部分台湾同胞基于情感思念、理性主义并着眼于两岸广阔的市场商机，积极推动两岸由此前的平行对立逐渐发展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进而希望两岸能由利益共同体逐渐发展成为水乳交融的命运共同体。政府应该继续强化公权力职能角色，将民间潜能充分释放出来。从博弈论角度来讲，作为两岸关系主导者角色的中国大陆应发挥主体能动性，强化对两岸关系的规制力量，加大对台湾的磁吸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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