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11月19日电/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一家亲研究院院长萧庆伟教授和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博士生陈闻莉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0月号发表专文《杜甫诗歌在清代台湾的传播》，作者认为：杜甫诗歌在台湾的传播始于清代大陆宦台文人，至晚清而表现为台湾诗人的主动接受，其标志即为李逢时的读杜诗、陈肇兴的仿杜、集杜和次杜以及林豪的集杜诗，其中尤以陈肇兴的杜诗接受最为突出。陈肇兴杜诗接受是清代杜诗学盛行的主要表征之一，是清代中期以来杜诗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纳入其杜诗接受史予以考察。文章内容如下：
杜甫诗名始于中唐，盛于两宋，其诗被称为“诗史”，其人被奉为“诗圣”。至清代，“注杜评杜”成为诗坛显学，各类杜诗学著作大量涌现，呈现经典化倾向。〔1〕仿杜、集杜、和杜也因此成为清代诗坛显像，但杜甫诗歌在台湾的传播却一直未能引起学界关注。杜甫诗歌在台湾的传播，经历了一个从明郑文人传播杜诗，到清代大陆宦台文人传播杜诗，再到台湾地区文人主动接受杜诗的过程。有鉴于此，本文拟在系统梳理杜甫诗歌在台湾传播的基础上，重点探讨晚清陈肇兴的杜诗接受及其意义，这一探讨将有助于丰富清代杜诗接受史的内涵。
一、从明郑到清中期：杜甫诗歌传播的序曲
明郑时期，王忠孝闲居金厦期间作《偶读杜甫‘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二语，戏作俚句方质之》：“阿翁课孙子，何意博科名。世乱若未已，研田或可耕。”〔2〕“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语出杜甫诗《屏迹》，写自身贫困之境，而王忠孝诗则反用其意，意谓若世乱不已，则可深耕研田，以著述自娱。自康熙统一台湾以来，大陆宦台文人传播杜诗，乃朱景英集杜诗首开其端。乾隆三十四年（1769），朱景英由侯官（今福州）知县提任台湾海防同知，乾隆三十九年（1774）调任北路理番，着有《畬经堂诗集》《海东札记》。在台湾海防同知任上，朱景英作集杜诗十三首。《海东札记》卷四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