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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处理与大陆的关系，是台湾2024参选人无法回避的重大议题，也是台湾的生存发展问题。 |
中评社╱题：“2024：台湾的选择” 作者：李林杰（成都），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2024年台湾大选进入期中进度，对此次选战所进行之环境与主题的澄清，以及蓝绿政策选项的诠释，或助益选民对手中选票之分量有更富责任性的思考：前者之环境澄清关乎为什么要慎重而选，后者之主题诠释牵系所慎重选择的是什么，同时进一步审视蓝绿双方所提供选项之特殊性所在。
一、选择的背景：地缘战略断层线与政治周期线
此次选战所处的环境，在于中美两强对峙之地缘政治态势，此种权力对抗使得此次选战之意义攸关深远。而中美两强博弈的测度，不妨以吴玉山教授所言之地缘战略断层线与国内生命周期线分别作宏观与微观的视野观察：前者可以明晰台湾目前所可以选择的地缘角色，而后者决定为何是2024这一时间节点做出此种选择。
战略断层线视野，认为近现代以来的世界地缘纷争源于工业革命，或者说来源于工业化程度差异导致的实力差异，该差异深刻反映于地缘上的陆海实力对比。二十世纪上半叶打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海洋工业化强权联合内陆开化较晚、工业化进程较慢的国家，对近海次工业化次强开战。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英法（工业化进程最早）联合俄罗斯（工业化进程最晚）对打德国和奥匈（工业化进程适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为英美（工业化进程最早）联合苏联、中国（工业化进程最晚）打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进程适中）。而二战结束至今，美国实际上仍采取了该策略：在稳固西方跨大西洋阵营的基础上，冷战期间拉拢工业化进程较晚的中国对抗苏联；如今又拉拢工业化进程较晚的印度对抗中国。则直至当下的世界格局，其实仍没有跳脱出“陆海对决”的历史框架：欧洲一道自冷战时期对俄罗斯的铁幕，东亚一条自1949以来对付中国的岛链。中国或者俄罗斯（苏联）构成主要的陆权力量会同当下工业化次强力量，美国作为海权霸主会同工业化强权利用欧洲之跨大西洋联盟与亚洲之轴辐同盟对中俄进行离岸制衡，这构成了地缘战略断层线。而当陆海双方在工业化程度差距日益缩小之际，即于价值链与产业链位置趋于拉近时，陆海之间的对峙则骤然紧张。过去乌克兰也好、东欧国家也好，台湾也罢，不会像今天这样兵凶战危、草木皆兵，马英九时期甚至还常讲“两岸已是康庄大道”；但当陆海力量对比趋于持平时，中美之间的局面便急转直下。
在以中美对峙为代表的陆海对决下，面对几乎不可避免的宏观态势演进，台湾所选择的地缘角色则对自身尤为重要。在中美台战略三角中，考虑到美国对台湾始终存有的地缘战略需求与中国大陆坚持到今的和平统一方针，台湾可能扮演的角色有五种，分为三类角色：或者对中或者对美的侧翼；略偏向美方或略偏向中方的避险伙伴；以及中美两方都争取的枢纽。按照纯粹的理论演绎，维持尽可能多的友好关系及尽可能少之敌对关系是角色的最佳偏好目标，则枢纽的角色效益要高于避险伙伴，避险伙伴则高于侧翼；后者意味着自身彻底之“棋子化”“边缘化”从而存在于大国博弈中被利用、被牺牲、被交易，乃至被出卖之风险。而可行性上，枢纽的可行性最具艰难，其牵系到的大国平衡之术不仅妙用存于一心，且系于其不可控之大国权力互动进程；在现实性上，李登辉、陈水扁与蔡英文三届政府均选择了“对美方之侧翼角色”。而马英九开创了台湾的另一种可能性：“兼顾大陆的避险伙伴”，其路线之“亲美友日和中”首次将“和中”之兼顾中国大陆的安全抉择化为现实，凭藉的则是“中华民国宪法”之“一国两区”条文。中美对峙是陆海地缘态势演进所决定的，难以避免，而台湾理论上最佳的角色偏好为保持等距之“枢纽”，即使其可行性上操作难度属最大，而于现实性言，历史所见证的台湾之现实选择无非“兼顾大陆的避险伙伴”与“对美方之侧翼角色”两种。2024的抉择亦是如此：在中美两强对峙的态势下，台湾是选择将安全基点操之于己、获得力所能及之平衡度，还是选择完全侧翼于华府？后者实质包含着被利用、被牺牲、被交易，乃至被出卖之风险？另外则亦需附上对中美陆海实力消长的结局预判作为长期参考，即理性而非感性地看待中国大陆是否会崛起。
政治周期线视野，在于对任何一位政治人物而言，当其内部权力稳固的时候，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时就会拥有较大弹性；这里的“弹性”分两个层面：软的可以更软（对外作较大让步/尝试冒险性接触），硬的可以更硬（采取军事或准军事手段）；而当政治人物面临选举/换届等压力的时候，对外态度通常会趋于强硬：比如1996年台海危机和2022年围台军演，均发生在政治周期中间节点之前。测度权力巩固与不稳定之时间节点，则但凡存在选举制的政治体系内，政治人物在刚刚胜选时声望最强，之后逐渐减弱，至下次大选前跌到谷底；而于继承制下，政治人物在刚刚上任时最弱，之后逐渐巩固增强，不过在政治周期交接处会发生波动（变弱）。以台湾为样板，例如台湾政治人物在选举期两岸路线上几乎毫无作为，两岸问题上一片强硬，唯恐因示弱而丢失选票。不仅民进党如此，国民党也类似，只有到了选间期，才会回归两岸政策本身，乃至马英九执政八年未能有敢一晤大陆领导人直至选举临近结束，了无挂碍，无挂碍故方得成行。又譬如政治人物胜选之初，大有两岸关系开创擘画之心力，如陈水扁之“四不一没有”，而蔡英文胜选后即宣示依照“中华民国宪法”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关系，一度被大陆认为是“未完成的答卷”（重点在答卷二字之褒义定义）。而当支持声量下滑则不惜诉诸两岸关系的对抗性；此种具有独派色彩的台湾领导人之“对抗性曲线”在学界已有呈现。
审视2023~2027年间大陆、台湾和美国的政治周期节点。大陆方面的政治周期节点在2027中共二十一大之政治议程，于最初的2023~2026年11月大陆都应处于稳固状态。而及至2026年末，大陆方面的耐心可能会有所降低，强硬立场或将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方面的政治周期节点在于2024与2028年两次总统大选，2023下半年中美关系仍存在缓和的可能性，进入选举周期则对华维系缓和难度较大。而2024年大选后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于2025-2026年均构成中美关系的重要窗口期，届时若无法达成谅解则又各自进入政治周期节点。台湾方面的政治周期节点即2024年的选举，选举结果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而2025—2026年中美亦有缓和的时间窗口，其间对于两岸关系的外生影响亦是攸关。鉴于包括美方在内相关人士多预判2027年是大陆涉台举措的重大观察节点，则2025—2026年对两岸关系的走向影响深远，可能关乎中程乃至终程的解决方案产出。审视台湾2024的选举结果，其能否做出合理的两岸路线抉择，决定了大陆方面的涉台回应，此间大陆的回应能力是较具弹性的。而正确地选择中美的缓和窗口则有希望让两岸关系起死回生，反之可以预料的是两岸关系的螺旋式下降与安全困境持续。如进程的恶化会随2027与2028年中美新政治周期节点的到来，则两岸关系的最坏预判或许会伴随偶然性而成为现实。
二、选择的主题：“问题－主体－方法－效用”的四段论
此次选战内涵的主题，众说纷纭，国民党朱立伦主席言其关键在于选人，强调蓝白候选人的合作所带来之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张亚中先生言其在于选路线，即对陆备战路线与对陆接触路线的选择；马英九先生言是和平与战争的选择；而赖清德鼓吹为民主与专制的对决，莫衷一是。整合上述的言论，可以以“问题－主体－方法－效用”的四段论加以包容，达到对此次选战内涵——抽象性的观察尺度。
大陆邓曦泽教授首先提出了“问题－方法－效用”三段论结构：即问题是什么、方法是什么，和效用是如何，乃是做一切事情都要思考的。它是一切事情都有的问题结构，即“因为什么而为了什么而如何做”，也可以表述为“问题+方法+效用”的结构。这个结构是生存活动的基本结构，也就是元结构。“问题－方法－效用”首先是生存结构，当主体意识到这个结构之后，还可以将之从生存活动中提取出来，明确表述为一种理论，作为指导自己行为的方法论。在这个结构中最重要的是方法的效用问题。而不同的主体在面对同一个问题，会诉诸不同的方法，由是依托主体的不同延宕至方法的差异及其效用的区别，三段论结构便转化为四段论结构，即“问题－主体－方法－效用”。应用到上述台湾众说纷纭的言论，则朱立伦所说之选人，为主体层面的选择；张亚中所说之选路线，为方法层面的选择；马英九与赖清德所言的和平对战争、民主对专制，为效用上的评价；人、路线、结果，会同主体、方法、效用，皆是服务于问题的解决：即台湾的生存问题；则观测之尺度便一目瞭然了。
台湾的生存问题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内政问题，另一条是两岸关系问题。前者牵系治理议题诸如核电存废、年金改革、疫情防控等，于县市长选举中常常成为主基调；后者则是如何处理中国大陆之外生权力主张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在大选中往往成为焦点。相对于纷繁复杂、家长里短的内政治理议题，统一与被统一、战争与和平的两岸关系议题，显然更加能够调动人们敏感的神经。就像大陆这边有关佩洛西访台和围台军演的话题会引起热议一样，台湾内部同样如此；越是极端的选举议题，越是煽动起对立情绪，基本盘选民越容易归队，投票率越高。较好地处理中国大陆的外生压力结构，需要较强的技术性、适当的弹性力，乃至一定的模糊性才能精巧而合理地回应；而民进党诉诸简单的对抗手段，不具技巧性而沾染狂热激情，适宜选票层面的情感动员，但易将两岸关系推入万劫不复、兵凶战危。因此技巧的模糊性所指涉的理性因素与其简单性所牵系的感性因素呈现反差，前者有利于问题妥善解决但不为人的感性所偏好，后者则易诉诸感性认同但可能使得问题恶化乃至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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