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两岸关系行稳致远需排除美国因素 作者：郑剑（北京），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
【摘要】当前台海局势之所以发展到如此危险地步，外部大环境特别是美国因素起到了前所未有的策动和塑造作用。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正从以往带有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建设性色彩的牵制性因素，转变为破坏性、危机性直至战争冲突性因素。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在战争与政治的逻辑关系上自相矛盾，并强烈体现在台湾问题上，已经并将继续给台海和平与稳定带来重大风险挑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的涉台战略本质上是“掏空台湾”的战略，民进党当局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战略绑得越紧，“掏空”效应越严重。只有把握大势，排除美国因素，才能让两岸行稳致远。要更积极地推进两岸关系特别是战略与安全层面议题学术交流，推动重建两岸互信。
中共二十大政治报告涉台内容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特别强调反对外来干涉。指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在关于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政策的段落中，把针对“外部势力干涉”放在“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之前，这与以往相关宣示差别明显。这个变化旨在表明，当前台海局势之所以发展到如此危险地步，外部大环境起到了前所未有的策动和塑造作用。而排除外来干涉是大陆方面的一贯主张，台湾有关方面应该认真体认其中内涵，真正认识到挟洋自重害人害己，打“美国牌”以及“日本牌”“澳大利亚牌”“北约牌”短多长空。历史殷鉴不远，未来后果可期。如果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藉美之势而为，将得不偿失并自取灭亡。
一、美国因素在台湾问题中的演变
美国发起对华战略竞争以来一系列举措，包括2022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表明，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正从以往带有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建设性色彩的牵制性因素，转变为破坏性、危机性直至战争冲突性因素。
“以台制华”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固有基因和不变底色，从台湾问题产生迄今，不论美中（大陆，下同）关系处于接触、“蜜月”期，还是冷战、“竞争”期，这一点均“坚如盘石”。不可否认，以往相当长一段时期，美国对台政策有一定建设性色彩，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接触交流、降温两岸军事对峙、缓和两岸政治对立等方面发挥过正面作用。特别如在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2000年到2008年间，中美双方还形成联手遏制民进党陈水扁当局“法理台独”冒险的实质合作，可谓难能可贵。换言之，美国对台政策也有过“以台友华”甚至“以台媚华”举措。美国对台政策是在其全球战略利益所决定的对华政策大框架下运行的，始终随动于美中关系大局起伏变化，始终为美对华政策大局服务。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上向来不讲道义、不设限度、不择手段，从支持台湾、鼓励台湾、武装台湾，到压制台湾、抛弃台湾、毁灭台湾；从协助两岸和平、乐见两岸交流、支持两岸发展，到制造两岸矛盾、挑动两岸对抗、激发两岸冲突，选项全频谱覆盖。随着中美实力地位消长，美国对华政策质变，其对台政策的建设性元素迅速流逝，负面打“台湾牌”渐成主基调。
当前的台海危机，是美国联手台湾民进党当局一手造成的，中国大陆是后发和反制方。今后台美任何一方不改弦更张，危机将难以解除。假以时日，台湾问题上将形成一种日益固化的三方冲突性结构，进而深刻影响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
第一，从国家（整体）战略视角看。中国大陆是在民族复兴框架下思考处理台湾问题的，必然秉持“维稳”思维，希望台海和平稳定。中共二十大提出“两步走”总战略安排，发展始终是第一位的国家政策取向，实现发展无疑需要和平合作。美国是在战略竞争框架下思考处理台湾问题的，必然秉持“致乱”思维，需要台海紧张动荡，从而利用台湾问题迟滞、消耗直至打断中华民族复兴进程。在美国这种国家新战略视角里，一个作为“麻烦制造者”的台湾，远比一个和平、稳定、亲近的两岸更符合其战略利益。大数据告诉我们，在美国发起战略竞争后，其政客言论、智库研究、媒体传播充斥着在台湾问题上的冷战主张。台湾地区的民进党当局是在“台独”分裂框架下思考处理台湾问题的，必然秉持“机遇”思维，把美对华战略竞争看作难得的“台独战略机遇期”，竭力追随融入美对华竞争战略体系，试图在中华民族复兴之前“最后的时间窗口”进行“最后一搏”。三方不同战略思维的结构性矛盾，使得台海地区的矛盾冲突加剧成为必然。但彼此复杂的利益交织关系，又使得目前的危局也存在峰回路转的一定空间，各方都尚有不同程度的回旋余地。
第二，从时间进程视角看。2012年11月大陆方面新一代领导集体接班，两岸关系持续和平发展、融合发展，2015年11月7日还实现了双方领导人的历史性会面。但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上台后，两岸关系急转直下。2017年1月美国特朗普上台特别是发起对华战略竞争后，台海局势剧烈动荡。2021年1月拜登上台，两岸关系雪上加霜，台海地区成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2022年2月俄乌冲突率先爆发，台海地区不过转变为“地球上下一个最危险的地方”而已。台海局势由治到乱的“时间线”清楚表明，“改变现状”方、紧张与危机肇事者，是台湾“台独”分裂势力和美国等外部干涉势力，绝不是中国大陆方面。
第三，从重大事件视角看。以极其危险的2022年8月佩洛西窜台事件为例。事前，国际及台湾岛内、美国国内舆论均强烈认为，佩洛西访台可能导致台海军事冲突，这一鲁莽行动不符合拜登政府的“护栏”理论。中国政府以各种形式和行动反复发出警告，希望悬崖勒马，包括在7月28日中美元首视频通话中提出的警告。美国事后深度报导揭露，拜登政府完全有能力和机会制止佩洛西；佩洛西也不是没有回旋余地，还提出了拜登可以满足的“拒访”条件，况且佩洛西与拜登还同属民主党一党。美国的政治体制固然是“三权分立”，但是“三权”之间是相互牵制，不是国会对政府的单方面牵制。拜登还是采取了利用佩洛西访台对华进行危险的战略探底的决策，遂导致中美建交以来最危险、最逼近“护栏”的“灰犀牛事件”而非“白天鹅事件”的如期上演。所以，中国外交部严正指出，美国政府“纵容和支持”了这次佩洛西窜台。事实再次表明，美方是台海之变的乱源、祸源，未来美台联手制造类似危险事件以塑造战略态势的可能性仍然将处于高位，危险的“灰犀牛事件”还会发生。一切皆有因果，俄乌冲突就是一系列因果导致的。将来台海地区若生战，因果逻辑会很清楚。
二、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在战争与政治的逻辑关系上自相矛盾
该文件一方面鼓吹与中国大陆进行非胜不可的战略竞争，另一方面还要防止与中国大陆发生冲突。这种自相矛盾的主张和诉求，不符合人类社会和国际政治的运行规律，既体现了浓厚的单边主义、一厢情愿色彩，也自欺欺人、有害和平。
拜登政府官方言行及该文件相关内容表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的“冲突”概念，仅局限于军事冲突和战争范畴。也就是说，美单方面把“护栏”建立在军事冲突爆发的边缘，为了战胜中国大陆，美国可以极限运用军事冲突和战争频谱以外的所有手段，包括意识形态、经济、科技、外交、民间、军事等方面。但问题在于，从国家政治层面看，这些冲突以外的手段也是政治，对华战略竞争更是美国政治。克劳赛维茨在《战争论》中有个举世公认的论断，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①毛泽东引用克劳赛维茨这个观点时进一步指出，“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军事冲突以外的手段的极限运用都可以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选项的话，如何保证中美战略博弈会脱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逻辑来一直维系和平、避免冲突便会成为疑问。或具体地说，谁也无法保证美式“护栏”之外的对华博弈和竞争不会导致两国乃至更大范围的战争冲突！
美国这种战争与政治关系上的自相矛盾，也强烈体现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顽固坚持“说一套、做一套”的实用主义路线，已经并将继续给台海和平与稳定带来重大风险挑战。该文件宣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事关地区和全球安全与繁荣，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是我们的一贯利益所在。”但是，美国发动对华战略竞争以来的实际作为与效果，完全与这个宣示背道而驰。美国激励“台独”分裂势力与中国大陆对抗，刺激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温，甚至发展到直逼战争冲突边缘的公然“支持纵容”佩洛西访台。美国把俄乌冲突与台湾问题挂钩运作，娴熟地运用他们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问题中倒因为果的舆论和战略操作手法，在认知领域制造中国大陆藉俄乌冲突之势或样板“改变现状论”“武力反‘独’促统即侵略台湾论”以及“2027年……2023、2022年武统论”等谬论；刺激两岸双方矛盾、连续售台武器装备、强化美台实质同盟、纠集国际干涉联盟，从而在台海地区“拱火”塑局，制造“东亚版俄乌冲突”态势，策动代理人战争。美国的所作所为表明，其“维护台海和平”乃至印太地区繁荣的话语，宣传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塑势意义大于政策意义，归根结底是给中国大陆戴上“破坏台海和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帽子，为其对华战略竞争体系添砖加瓦。
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重申，“我们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不支持‘台独’。我们将继续坚持‘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的‘一个中国政策’。”这种老调重弹同样自欺欺人！美国应当深知，历史上其所谓“一个中国政策”从来没能保证台海和平稳定，也没能保证美中关系始终顺畅。即便在实行对华“接触政策”时期，也发生了1995-96年李登辉访美、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2000年至2008年民进党陈水扁当局“法理台独”冒险等三次台海危机；这次佩洛西窜台危机，也是在拜登政府一次次“一个中国政策”宣示下发生的。也正以为如此，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尽管没有否认美国所谓“一个中国政策”有建设性成分，但也从来没有给予郑重肯定。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坚持的是为联合国所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不是美式“一个中国政策”。实际上，早在1979年“台湾关系法”出笼不久，邓小平即指出，“这个法案最本质的问题，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实际上否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③美国政府1982年单方面对台湾当局所做的“六项保证”，更直接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美国历届政府一直遮遮掩掩，不敢公开证实，盖缘于此。2020年8月31日，特朗普政府为配合对华战略竞争，通过美国在台协会网站公然公布“六项保证”，则正式拉开了新一轮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序幕。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再次把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关系法”拿出来，并且把优先顺序排列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前，后面还缀上长期不敢公开的“六项保证”，这样的“一个中国政策”又如何能重建中美互信？拜登政府一次次宣称不支持“台独”，但在行动上却对民进党当局在台湾岛内和国际社会鼓吹和推动“台独”分裂的“改变现状”行径视而不见甚至纵容支持，并反诬中国大陆“单方面改变现状”，这又如何谈得上中美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美国对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执政的支持和肯定，就是对“台独”分裂的支持和肯定，台湾社会严重绿化、主要政治势力争相“亲美”“媚美”“倾独”氛围的形成，不利于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只能激发紧张动荡。拜登政府的所作所为，与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奥巴马政府支持“九二共识”的“临门一脚”形成鲜明对比，其中蕴含的逻辑，当时曾作为副总统的拜登此时必然心知肚明。
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一如既往宣称，“我们将坚守‘台湾关系法’下的承诺，支持台湾的自卫，并保持我们抵抗任何对台湾诉诸武力或胁迫的能力。”但同时还表示，“在我们激烈竞争的同时，我们将负责任地管理竞争。我们将通过降低意外军事升级风险、加强危机沟通、建立相互透明度并最终让北京参与更正式的军备控制努力的措施来寻求更大对接战略稳定。”这其中的自相矛盾同样突出。美国一方面支持主张“台独”的政治势力整军备战，另一方面又要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但“‘台独’意味着战争、分裂没有和平”已经成为常理，美国不可能不知。或许有人会提出，能战方能言和，美国也有所谓“武装台湾才能保持台海战略平衡、威慑大陆动武、保障台海和平”的理论。但历史证明，能战也会致战，实际能战、自以为能战，都可能致战。能战与致战也是一对孪生兄弟，当事态发展到对立之一方认为非背水一战而无他途可走、久拖不决将失去“战略机遇期”和“最后的时间窗口”之时，便可能盲动冒险。美国所谓“武装台湾才能保持台海战略平衡、威慑大陆动武、保障台海和平”是谬论，纯属操纵台湾问题的舆论和战略武器。特别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日渐暴露出“以台耗华”、不惜引发代理人战争的战略图谋。在此情况下，《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仍强调“支持台湾自卫”，其实际效果除进一步激励“台独”冒险之外无他，奢谈所谓中美“管理竞争”、“危机沟通”“军事互信机制”纯属欺骗。假如中美双方战略利益一致，即便擦枪走火、核武器待发，也应该是安全的；如果一方要挑起战争冲突、发动代理人战争，任何互信机制只会成为谋略手段。反“独”之皮之不存，和平之毛将焉附！笔者理解，这也应当是中国外交部在佩洛西窜台后宣布的八项反制措施中，包括取消前三项涉军信任措施的重要原因所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安全、“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的宣示是庄严而神圣的。台湾方面不要误判，寄希望于向美西方“一面倒”，企图既保护台湾、推进了“台独”，又防止了战争、发展了经济，这个空间根本不存在。循着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文件的内在矛盾打“美国牌”，在美中（大陆）博弈中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向大陆步步挑衅逼迫，必将把台湾带向灾难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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