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享有充分的出版自由，包括教材编纂、出版、选用当然可以保持原有多元化模式，但政府必须在教材中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以及宪制秩序等重大问题上拿出硬性、可约束、不可自作主张的纲领或标准。例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领导地位，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香港居民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定义务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无论是谁编写的教材、无论是哪一个版本的教材，不仅容不得半点含糊，而且还需要与“国家标准”看齐。特区政府必须要担负起“对上”理解把握中央政策精神、“对下”指导监督各类教材出版品的政治责任。与此同时，政府应该为国民教育类课程推出官方版教材，除了供各所学校选用外，还可以发挥“风向标”功能，给其他民间出版社提供一个可供参考、借鉴的范本。
其次，“爱国者治教”原则下的国民教育体系，本质上属于青少年思想与道德教育范畴，需要充满人文关怀、针对现实痛点，让香港青少年感受到“温暖”。作为个人价值理念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观与人生观、世界观是一组相互影响的联动关系，当青少年难以树立正确国家观时，必将导致其对社会、对生活产生灰暗、消沉乃至极端的想法；反过来，一个健康积极、乐观向上的青少年，必能对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正面认识和思考。众所周知，香港社会压力大，生活成本高、居住空间狭窄，再加上资本主义环境下亚文化泛滥，许多香港青少年面临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隐患，近些年的黑暴和疫情更令这一问题恶化。有机构在年初公布的调查显示，近三成香港青少年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官方数据亦显示2019年至2020年中小学生怀疑自杀个案及新患精神疾病个案达到五年以来新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