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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友诗是港区台籍全国政协委员（中评社图片） |
我的煎熬可能更不足为外人道。我到香港的时候，台湾正好发生美丽岛事件，从那时一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有20年我无时不关注着“台独”的发展和演变。从1990年的“野百合运动”到其后李登辉多次修宪，把民国政府的大陆性质一步一步限缩到台澎金马，用体制内修法、教改，体制外宣传、抗争两路夹击的手段窃据国土，把台湾变成一个政治实体，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参与了岛内的反“台独”活动，心情充满悲愤。没想到香港回归以后，这种体制内外合攻，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完全自治的地方甚至喊出“港独”的情境，又在香港上演。而这段时期我正好在港大完成博士学位进入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工作，亲自在一线与反对派、本土派角力，看到自己没有办法挽救大局，而终至正不胜邪，外部势力蛊惑年轻人洗劫香港。我的心比大部分香港人更痛，我常自嘲说：人生的前20年对付“台独”，后20年对付“港独”。然而想一想，台湾香港不正是我们从1840年来受外患入侵举国浴血的一个缩影吗？它不正是中华民族艰难复兴的最后一哩路吗？我的人生能大部份时间奋斗在其中，这正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荣幸。
中评社：您如何看待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维护“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有何重要意义？
凌友诗：5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立法的决定后，很多香港朋友向我反映，认为中央终于来解救香港了，中央让他们看到了香港安定和谐的希望。这些朋友中，不少是具有社会地位的知识份子和专业人士，他们有人因为去年香港发生大半年的“反修例”风波感到非常沮丧和难过，甚至考虑移民。所以当他们告诉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觉得中央是吊民伐罪、解民倒悬。“吊民”就是来慰问在香港受暴力迫害的人民，“伐罪”就是对这种伤害国家的犯罪行为予以惩治。香港有292万市民签名支持中央为香港制定国家安全法，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在香港建立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上，我们过去的问题都发生在“两制”上，比如教育，民生，土地，传媒等等，这些都是自治范围的事务，有些是因为特区政府治理不善，有的则是意识形态问题，这些问题已经造成了香港的严重滞后和人民生活的困顿。可是宥限于“一国两制”框架，中央政府一直没有办法进行监督管理和纠正，香港的反对派经常用“两制”的名义抵制和侵夺中央的权力。到了今天，甚至威胁到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和根本利益。这让中央政府不得不下定决心，调整过去走偏了的“一国两制”的秩序。除了国防、外交以及国家安全等主权性事务，国家要管起来，中央也将加强对特区政府决策和施政的监督，对立法会议事秩序的维护，同时也将善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权，在香港特区偏离基本法时维持特区对基本法的正确理解。简单的说，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一国”是“两制”的大前提，国家安全又是“一国”的大前提。由中央和特区政府共同来维护国家安全，这正是“一国”与“两制”的交融。这才是正确的“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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