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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心、吴文藻在日本住宅前合影（1947年）。(资料相) |
中评社香港3月24日电／题：樱花下的沉思－－冰心在战后日本
作者：杨流昌
一段跨越仇恨的五年旅日时光，如何重塑一位中国作家对日本的认知
1946年深秋，冰心携幼女随丈夫吴文藻东渡日本时，心头还萦绕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深切憎恶。作为一名“从小就耳闻目睹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残暴行为的中国人”，她曾对“日本的一切，日本旗、日本人、日本货……都恨得咬牙切齿。”
然而，当她踏上战败后的日本土地时，眼前的景象令她震惊。从横滨到东京的路上，昔日繁华的长街“竟是一片瓦砾，没有一座房子”。东京满目荒凉，行人“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她在美国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前来探望，个个“憔悴不堪”。此情此景，让冰心蓦然意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不但有中国人，也有千千万万的日本老百姓。”
东京岁月，战争伤痕下的觉醒
冰心抵达日本之际，正值这个战败国处于历史转捩点。1946年11月，她以家属身份，随作为战后赴日中国代表团职员的丈夫吴文藻博士来到东京。尽管冰心是作为学者家属前来，但她抵达后立即引起了日本学界的关注。
东京大学向她抛出了橄榄枝，聘请她担任第一位外籍女教授，讲授“中国新文学”课程。这位中国文坛一流女作家在日本拥有不少读者。她对待日本书友十分热心，为中日和平友好关系不懈努力着。
冰心以女性特有的敏感观察着战后日本社会。她看到的不只是废墟，还有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深刻创伤。这种观察使她产生了复杂的情感体验－－既有对军国主义的憎恨，也有对日本民众的同情。
文化交流，搭建理解之桥
在东京大学任教期间，冰心于1948年受邀作了五次演讲。她讲授“中国文化的背景”“中国旧文学之特征”等主题，内容生动而翔实。她向日本学生推荐了很多国内有识之士的作品。
冰心的课程受到东大学子的热烈欢迎。她不仅传授知识，更致力于“帮助日本人民扭转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污名化认知”，向他们展示一个现代、积极的中国新形象。作为文化使者，冰心坚持不懈地促进中日关系。她在这方面的努力，包括她的演讲和文学活动，为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搭建了桥梁。
历史困境，去留之间的抉择
冰心在日本期间，中国国内形势急剧变化。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东京，冰心全家人聚集在收音机旁倾听这一喜讯。
尽管对这个新成立的政府充满期待，冰心一家却因被严密监视而成了有“家”不能回的人。在特务的监视下，他们甚至不得不冒险到横滨为老舍送别。
转机出现在美国耶鲁大学向吴文藻发出任教邀请。他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先离开日本再去美国，最终返回祖国。经过周密计划，冰心以到香港给女儿做衣服为理由，和家人乘坐一艘印度客轮抵达香港，几经辗转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樱花赞歌，从仇恨到理解的情感转变
1961年，冰心重返日本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这次访问后，她写下了著名的《樱花赞》。文中她写道：“金泽的樱花，并不比别处的更加美丽。
汽车司机的一句深切动人的、表达日本劳动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的话，使得我眼中的金泽的漫山遍野的樱花，幻成一片中日人民友谊的花的云海。”
这种情感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冰心曾坦言：在频繁的交往中，她“不知不觉地爱上了日本人民之所爱－－如樱花，也憎日本人民之所憎－－如军国主义者”。
和平愿景，冰心的持久遗产
冰心一直致力于促进中日之间的和平与友好。她于1946年11月29日写的散文《给日本的女性》中，就表达了她对和平的希望。
她希望各国母亲都能阻止“一切侵略者的麻醉蒙蔽的教育”，阻止“以神圣科学发明作为战争工具的制造”，阻止“一切使人类互相残杀毁灭的错误歪曲的宣传”。冰心认为，未来的和平希望寄托在各国妇女充满正义感的母性中。她希望全世界母亲教育孩子认识到“战争是不道德的，仇恨是无终止的，暴力和侵略终究是要失败的。”
多年后，冰心在《樱花赞》中回忆起日本金泽市的漫山樱花。那位日本汽车司机为送中国客人而推迟罢工时间的故事，令冰心眼中的樱花幻化成“一片中日人民友谊的花的云海。”
她在日本度过的五年时光，从最初对战争的憎恨到对普通日本人的理解，再到最终成为中日友好的使者－－这一转变背后，是一位中国知识份子的理性思考与人道关怀。冰心用她的笔告诉我们：和平与友谊，永远建立在普通人之间的理解之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