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历史镜鉴：浙籍人士接管改造台湾社会的反思与启迪
浙籍人士在台湾光复时期的接管与改造，不仅是宏大历史事件的参与，更是两岸互动与文化融合的典型案例。但从历史研究角度看，其中也不乏存在着某些问题。通过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反省，可以为当代两岸关系发展与未来台湾治理提供一定的现实镜鉴。
第一，制度移植的挑战与适应经验。光复时期，陈仪筹划的特殊政体诚然是符合历史的特殊性的，但也同时存在一些严重弊端。最突出的是行政机构庞大臃肿、官吏人数众多。除了各处（会、局）负责人为简任级，秘书、专员、审编等等荐任、委任级人员难以计数。至1946年年底统计，台湾全省共有183个行政机关，大小官员18736人，〔24〕远远多于内地各省。这对于当时只有600多万人口的台湾，是极其沉重的财政负担。而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众多官员良莠混杂，且素质不一。正如前文所述，公署执行的“再中国化”政策强调民族意识与心理建设的双重重要性。这就要求大批内地干部去主导台湾社会的各项工作。例如，在1945-1949年间实施的公共图书馆接收政策中，单是浙籍编纂人员占比就极高：馆长一人（浙籍）、编纂七人（浙籍六人）、编审九人（浙籍六人）。而由内地官员主导的台职配置，也埋下了本外两籍对立的隐患。尽管陈仪先前已经强调要尽量罗致台湾籍人士，举荐原“台调会”台籍委员游弥坚担任台北市市长，幷破格起用台湾籍的黄朝琴、李万居、宋斐如、谢南光、刘启光、苏经文等人，以求改变非台籍人士统据领导岗位的局面。同时，他还在台湾开办训练团培训在职公务人员和大量吸收本省青年。但是拥有用人权力的某些处、会负责人，利用陈仪“用人不疑”的充分信任，擅自呼朋引类、汲引私人，把一些亲朋好友纷纷从大陆揽来台湾任职。当陈仪发现局面失控，紧急建立人事制度，设立人事室加强管理时，却为时已晚、覆水难收。加之光复初期，浙籍人士通过教育与宣传推动中华民族意识，省籍情结反弹也进一步加剧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对立。
第二，文化疏离与经济垄断致使社会冲突。陈仪主导的“去日本化、再中国化”政策虽旨在恢复国家主权，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台湾本土经验，导致了经济垄断与文化疏离，进而诱发了“二二八”事件的爆发。陈仪等浙籍官员的留学经历使得台湾的接管更具现代化特征，但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与台湾传统社会的“脱轨”。光复时期，国民政府没有正确意识到，台湾作为一个特殊的省份，尤其需要注重中央权威与地方自治的平衡性，以避免单向灌输导致民心不稳。尽管彼时浙籍官员多具留学背景与革命资历，但在专业化改造的过程中需要融入本土语境以方便台湾民众的通俗理解，从而减少接收与改造的阻力。同时，台湾光复后，部分物资的专卖沿袭了日据时期的做法。日本殖民时期，专卖的物资包括鸦片、食盐、石油、烟、酒、火柴、樟脑和度量衡共8种。光复接管后，实行禁毒政策，鸦片自然不能买卖；食盐归盐务总督运营，石油由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经营；而由台湾专卖局实行的专卖物资计有烟、酒、火柴、樟脑、度量衡共5种。1946年6月，度量衡和樟脑改归建设处接办，火柴改由民营，只剩烟、酒两种继续实行专卖，专卖局改为烟酒专卖局。由于全岛烟酒的消耗量大，而所辖工厂又次第恢复生产，所以获得盈利甚巨。1946年度公卖专卖业上缴财政约3亿2716万元，占全年财政收入总数的10.58%。〔25〕这种专卖制度，当然与本土商人的利益发生冲突，一些不法商人走私进口烟酒，利用摊贩化整为零销售，以致与专卖局的查稽人员不时发生冲突，进而形成了“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
第三，本土工业生产的恢复困难。台湾工业经济虽有相当基础，但是却有着“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困顿。从“先天”而言，在日据时期，日本奉行“日台经济一体化”政策，台湾所设的工矿企业大都按照日本的需要而设，布局支离破碎，没有本土体系可言。这些企业所采用的设备也都依赖日本或外国提供，有些企业的原料或半成品甚至也需要进口调节，因而产品也大都为日本服务。战后，海外进出口一经中断以后，这些工矿企业就不可避免地陷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从“后天”而言，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空军为打击日本侵略，台湾许多铁路、码头、工厂和矿山都遭到毁灭性的轰炸破坏，经济濒于瘫痪。〔26〕不仅如此，接管过来的工矿企业严重缺乏管理和技术人员。尽管国民政府事先已经预见了此种困难，但仅依靠大陆人员远远不能满足正常运行的需要。因此，陈仪不得不暂时留用一部分日籍员工，以保持生产和管理最低限度的运行。然而，留用日本员工又会引发台湾同胞的不满，对于日本管理人员的指挥更是难以接受，发生矛盾和冲突几乎无可避免。而有些日籍人员也傲慢依旧，不听中方领导的管理，或者怕得罪人而敷衍塞责、消极怠工，最终影响了生产和管理的正常运行。
第四，治安“玩忽职守”，社会稳定基础不足。光复之初，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和殖民统治者的破坏或抗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了陈颐鼎第七十军和秦涛第六十二军进入台湾分驻各地。这对于保证顺利接收和维持社会治安起了重要作用。嗣后不久，国民党军队的恶习故态复萌，军纪日趋松弛，一些不肖分子欺凌百姓，引起台湾同胞的极大不满；而庞大驻军所需的种种开支，都要由省“垫付”，实际也“有去无回”，使得台湾财政不堪重负。而此时蒋介石在大陆发动全面内战，继续投入更多的兵力，拟调两军返回内地，陈仪也是“毅然同意”，“造成当时台湾无一兵一卒”〔27〕。当时台湾不少地方，从日本军队复员回来一时还没有正当职业的壮丁，与当地“浪人”、地痞流氓结合在一起，肆意乘隙闹事，扰得地方颇不安宁。这些人与基层官员、警察的冲突事件也时有发生。而当时日本遗留在台湾各地的武器足可装备二十个师，更有大量枪械弹药散落在民间，此间种种隐患都加剧了风险。
抗战胜利后台湾的回归是必然的，台湾社会的再改造也将是必然的。而如何最大程度地争取台湾同胞的民心所向，最大可能地减小台湾社会的排斥情绪，就需要从历史反思中镜鉴智慧。如何提前布局应对台湾社会的制度更迭、文化冲突、工业管理、社会治安，化解这四类曾经阻碍台湾“再中国化”的顽固症结，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以“台湾式”的语言解释“一国两制”的内涵，说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及制度优势。在争取和平统一进程中，浙江作为台湾同胞曾经的“老朋友”，应该再次勇立潮头，做好与台湾对话的先行者。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和中国式现代化先行示范区，浙江在引领体制创新、深化区域合作上优势显着。因此，可以大力推动战略融台先行建设，成立一批“浙台家园”。用最真实的生活向台湾同胞呈现回归后的台湾社会的真实面貌。同时，在台商台企的服务管理上应该更加注重两岸人员的配比，尽可能避免“内外”两籍的冲突和矛盾。其次，在两岸文化的交融中要避免单纯的文化灌输，而应倡导双向的文化交流与理解，通过教育、艺术、媒体等多种渠道，增进两岸民众的认知和认同。此外，对于历史遗留问题，应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进行面对和解决，通过对话和协商，寻求两岸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在经济领域，应借鉴光复时期的经验教训，注重台湾本土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加强与大陆市场的经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推动台湾产业升级和转型的过程中，应注重培养和引进本地人才，减少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增强台湾经济的自主性和竞争力。在社会治理方面，应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和治理体系，保障台湾民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同时，应加强对各类涉台基层官员和司法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他们的执法水平和职业素养，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五、结 语
1945年的台湾光复是抗战胜利的辉煌成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而在此期间，浙籍人士参与台湾的接管改造也是浙台同胞、两岸同胞同心同行、奋楫笃行的历史见证。通过对台湾行政事务的接管、经济层面的转型、文教事业的改进，浙籍人士通过真诚滚烫的努力与奉献，不仅成功推动了台湾的文化回归、经济回归，更成功改变了台湾社会的整体面貌，为台湾社会重新注入了中华传统的鲜活血液，为以后两岸，尤其是浙台两岸的交流往来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如今，国家统一虽尚未完全实现，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律事实却从未改变。台湾光复的历史证明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永远不可分割。今日的两岸同胞应继承先辈精神，加强交流合作，共同迈向国家统一的光明未来。
综上所述，浙籍人士在台湾光复时期的接管与改造为当代两岸关系与未来台湾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以更加开放、包容、务实的态度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传播史研究”（项目编号：20ADJ009）。
注释：
〔1〕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12页。
〔2〕《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人民日报》2005年9月26日第2版。
〔3〕张毕来：《台湾义勇队在浙江》，《浙江党史通讯》1986年第6期。
〔4〕金振林编：《台湾义勇队在金华》，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300页。
〔5〕陈鸣钟、陈兴唐：《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第29-30页。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4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110-146页。
〔7〕严如平、贺渊：《陈仪全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4页。
〔8〕苏君实：《陈仪与台湾经济》，《联谊报》1998年3月3日第2版。
〔9〕陈鸣钟、陈兴唐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第427-428页。
〔10〕同〔7〕，第277-278页。
〔11〕《陈仪致许寿裳函》（1946年5月3日），手迹，许世瑮藏。
〔12〕同〔7〕，第278页。
〔13〕黄宗甄：《科学巨匠：罗宗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8、136页。
〔14〕范展、王榕英、张黎：《浙江大学与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大学的接收和建设》，《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5〕何卓恩、柳恒：《管辖错位与接收后台湾大学的困境》，《近代史学刊》2016年第2期。
〔16〕何卓恩：《台湾大学接收与改造中的“国界”与“省界”——基于《罗宗洛日记》（1945-1946）的观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17〕同〔13〕，第137页。
〔18〕〔19〕〔23〕李涛：《1949年大迁徙时代去台知识分子群体及其影响研究——基于台湾大学的个案分析》，《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20〕吴仁华：《台湾光复初期教育转型研究（1945~1949）》，（台湾）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161页。
〔21〕褚应瑞：《晓沧师莅台考察及其影响》，载《春风化雨》，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5页。
〔22〕同〔21〕，第36页。
〔24〕同〔5〕，第95页。
〔25〕同〔7〕，第263页。
〔26〕同〔7〕，第267页。
〔27〕同〔7〕，第275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10月号，总第334期，P18-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