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美西方集团的“中国威胁论” 作者：杨开煌（台湾），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纵观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不论是前30年（1949～1979），还是后30年（1980～2010），其发展的基调都是向外国学习，但也都加以改良，前30年以苏联的社会主义为基底，走自力更生之路；后30年是引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式，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最终中国维护了社会主义制度，也追赶上西方国家。所以中国的发展是青出于蓝、“学生反超“的典范。然而，美国与西方集团防备中国，不时要打压、遏制中国。因此，当前的中国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启动了全面现代化进程，加足马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就是不但要迎头赶上、并驾齐驱，不再受制于外人，更要引领时代、造福人类。中国人“师夷制夷”的发展方法、共济天下的发展目标，却被美国与西方集团视作“祸害”西方的利益、“破坏”西方的规则、“侵蚀”美国与西方的霸权。中国崛起这一变局是大势所趋、潮流所向，西方人终究要面对变局，服从此变局，适应此变局，最终必然要服务此变局。
一、从“崩溃论”到“威胁论”
中国对于西方国家的政客而言可能是一种永远读不懂的文明。上世纪末有人断定如果中国不走西方的道路肯定会崩溃，他们的论证乍看之下有根有据，甚至精确地点出“中国崩溃”的时间是2005年。如今已是2025年，中国没有崩溃，他们又气急败坏地炒作“中国威胁”。中国从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到经历新冠疫情的“国家治理能力”全球测评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舆论更表现出资产阶级政客从内心对中国的敌视和恐惧，在西方国家舆论的洗脑下，“抗中”“反中”“仇中”已成为当代西方的“共识”。
预言“中国崩溃”是嘲笑中国不可能不学“西方化”就实现“现代化”；大喊“中国威胁”是愤怒、焦虑、恐惧和无奈中国竟然真能不学“西方化”就能迈向“现代化”。所以对西方而言，中国的成功就是威胁，不论中国如何解释自己的崛起是和平的、强而不霸的、愿意共享的，都无法打消西方人心理深层的焦虑与恐惧。因此，在西方的心中，就充斥了对中国负面的、否定的、片面的、甚至是谎言的报导，以符合他们傲慢的预期，这种长期全面地丑化、妖魔化中国，在国际上形成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局面。
中国政府全心全意地解释、说明，从宣传的言语、方法、技巧、时机和工具，无不尽力调整，每年举办和参与的国际会议不计其数，但是外宣的效果并不显着，2023年中国也出现过文章检讨，中宣部副部长王纲在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创新”分论坛上发表讲话时总结了四点：要切换主赛道，推进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坚持内容为王、移动优先，让更多高质量抓人心的产品破圈出海；要拥抱新技术，加强前瞻性研究和应用，用技术赋能国际传播；要相信年轻人，让年轻人挑大梁、当主力，让最有“网感”的人到海外讲中国故事；要构建大格局。①上述建议，主要在宣传的内容、工具的改进、技巧的调整等，毫无疑问，这些建议是可以影响西方社会部分民众，特别像开放144小时入境免签政策（现已增加到240小时）效果显着。然而，不能解除绝大多数西方精英分子内在的焦虑、失落和恐惧，反而令他们变本加厉。
他们内在的焦虑、失落和恐惧是什么？个人认为是美国政治学大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发表的《文明的冲突》，预言了21世纪人类的根本性矛盾是不同文明的冲突。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在新美国安全中心智库主办的“未来安全论坛”上谈到了她认为美中目前的较量与冷战不同。她说：“这是与一个很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而且美国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②即如今这些西方精英分子真切感受到东西文明的冲突，而无奈地发现西方在各个方面，都正被迫步下主宰世界的神坛，而接替者又极可能是长期以来被他们所不屑的中国人，被他们所侮辱的“东亚病夫”，被他们所瞧不起的儒家文明。所以他们当前共通、共同的对策，就是要进一步、更全面地打压中国的发展、遏制中国的崛起，以确保延长西方主宰世界的时间。
其实中国的现代化一直是在美西方国家主宰的世界规则、国际规范的条条框框限制、打压之下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在经济上飞跃式的发展，但当中国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再要实现国家全面现代化，美西方国家就不允许了，最明确的表现就如奥巴马所说的“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③。换言之，中国人不能和西方人一样。其实中国人并不一定以西方的今天作为我们的明天，但是西方人无权限制我们。可在美国与西方国家看起来，这个世界的国家是存在“种姓”的，它们自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尤其美国自命为天选之国、山巅之国，高人一等，其他国家只能接受美国的领导，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绝不能容忍其崛起。于是西方采用各种手段不断打压中国，打压不成就破坏规则大搞双标，搞双标还是不成，就耍无赖，要脱钩断链，筑“芯幕”以孤立中国，以“中国威胁”的名义增国防预算。所以中美博弈的主战场是文明之争，宣传技巧之争只是支线战场，只有瞭解了美国与西方国家的政客究竟恐惧、仇恨中国什么？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拒绝中国对和平崛起的解释。
二、美国与西方“恐中”根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纵观中国自1949年以来75年的努力，不论是前30年（1949～1979），或是后30年（1980～2010）其发展的基调都是向外国学习，但也都加以改良，前30年以苏联的社会主义为基底，走自力更生之路，后30年是引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式，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最终中国维护了社会主义制度，也追赶上西方国家。所以中国发展就是“以青胜蓝，学生反超”的典范，然而，中国如果安于工业化的发展成果，甘于作美国与西方集团现代化的生产工厂，则美国与西方集团幷不需要打压、遏制中国；但当前的中国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启动了全面现代化按键，加足马力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实现近代中国所有的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目标，就是除了“迎头赶上”、“并驾齐驱”，不再受制于外人，更是要引领时代，造福人类。中国人这种“师夷制夷”的发展方法，这种“共济天下”的发展目标，对美国与西方集团而言，就是“祸害”西方的利益，就是“破坏”西方的规则，就是“侵害”美国与西方的霸权。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令美西方国家最无法容受的四个特征是：中国价格、中国标准、中国速度及中国方案。
第一，中国价格。这是指现代中国产品的特色是物美价廉、货品齐全，而且不论是“性价比”或“质价比”，都远超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以至于其他国家约同类产品完全失去竞争力，中国价格的优势源自当今中国的产业门类齐全、市场规模巨大以及工人素质与勤奋。
从产业门类齐全而言，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中国的产量居全球第一。④特别是中国在生产任何产品时，所有的零组件均不假外求，加上中国的高效通路和基建，大大缩减了生产成本，美国与西方国家常以“中国政府补贴，造成中西方产品不公平竞争”为藉口，增加对华关税，而刻意忽视中国产品的结构性优势。
从市场规模巨大而言，包括了消费人口、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习惯、消费嗜好。人口基数大代表可能容纳的消费也大；消费能力高代表了每个人有足够的收入满足其消费意愿；消费意愿包括了消费者想要的和需要的，供给者必须想方设法刺激消费者把不想要的转变成想要的，把想要的转变成需要的；每个民族均有不同的消费习惯，每个不同阶段的消费者有不同的消费嗜好，迎合其习惯、嗜好就扩大其消费。而这些要素最基本的是消费人口、消费能力，这两者中国均有着明显的优势。中国国家统计局前局长宁吉喆曾表示：“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来算，中国有4亿人，有1.4亿个家庭，有购车、购房、闲暇旅游的能力，其消费对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形成了有力支撑。”⑤所以世界级的大公司、大商家均不可能忽视中国市场。
从工人素质与勤奋而言：主要是中国文化中高度重视教育，勤于学习和中国人的辛勤劳作、忠于工作，才能出人头地的价值观，造就了中国人民一般而言，都十分敬业，所以工作效率十分突出。
以上三者造就了中国产品的物美价廉的竞争力，这些优势表现在劳力型产品上，深受西方社会的欢迎，但表现在生产中国的高端产品时，就影响西方资本家独占性的超额利润。这就逼着他们退出舒适的剥削圈，所以他们痛恨中国价格，这就有了关税战、贸易战。
第二，中国标准。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的半世纪，已经对“谁制定标准，谁就拥有话语权；谁掌握标准，谁就占据制高点”的道理瞭然于心，但标准制定取决于国家实力、市场容量以及科学技术。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标准化舞台上，实现了从“参与者和贡献者”到“推动者和引领者”的进阶。据统计，截至2022年底，中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组织（ISO）、国际电子电机委员会（IEC）国际标准达1337项，在国际标准组织注册专家数超过1.2万人，已成为贡献国际标准最活跃的国家之一。然而，相较发达国家，中国在国际标准化领域尚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正如IEC国际标准促进中心（南京）主任范建斌表示：“在ISO和IEC制定的3万多个国际标准中，中国牵头的国际标准只有1300多项，与我国产业规模和地位不相匹配。”⑥
目前虽然中国大陆和先进国家在技术标准方面仍有巨大差距，然而，由于此时正处于科技革命带来的新产业革命变革期，新的经济模式和新的产业格局都尚未定型，现有体系、规则、框架、标准都可能被颠覆和再造，再加上美国的科技封锁与脱钩，使得“中国标准”成为一条不得不走的必由之路。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全域标准化深度发展，即农业、工业、服务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标准全覆盖”的发展目标，由于中国后发展的事实，中共标准化发力的方法是“锁定的重点产业标准制定着重在新兴产业领域，包括5G网络与应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车联网、新材料、战略性矿产资源、工业基础、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增材制造、现代农机装备、环境保护装备、无人机、质量提升、新型显示、智能光伏、超高清视频、虚拟实境、智能健康养老、高速宽频、网络数据安全、物联网安全等，以及量子信息、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⑦以及中国发展所必需的“乡村振兴标准化建设。强化标准引领，实施乡村振兴标准化行动”。等，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标准化”工作还重视“加强关键技术领域标准研究……加强标准化理论和应用研究，构建以国家级综合标准化研究机构……加强标准化人才队伍建设。将标准化纳入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开展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营造标准化良好社会环境”。⑧
中国的标准化工作之所以被美国与西方国家所忌惮，是因为近些年来，中国在“国家实力”、“市场容量”，以及“科学技术”三方面均开始发挥其影响力。未来大陆将从加强国家实力以增加话语权、扩大市场容量以增加标准诱因，以及强化科学技术以推动标准布局等三方面推动“中国标准”。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即是大陆希望透过庞大的市场吸引力，让进入大陆市场的跨国企业，不得不遵循其规则和标准，进而可以通过这些跨国公司输出大陆在食品安全、化学品法规、反托拉斯、环境保护、资通讯等方面制定的行业标准，单方面改变全球市场，假以时日中国标准有可能成为未来全球的标准，一旦中国标准是世界通用语言，也是全世界的共同财富，西方国家坐而剥削的时代就彻底终结。
第三，中国效率。这是指中国人在处理事务上守约、准时，绝不拖期，而且良率极高。在基建项目上，不仅速度快而且精准到位，这也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以往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给人的印象主要是“抓大放小，马马虎虎”，并不适应工业时代的节奏，然而在新时代里，中国人表现出效率精准转变，上述的“中国价格”、“中国标准”都是在改革开放不到50年的时间内逐次呈现，总体而言，中国人真正改变了办事的效率，而此一改变主要得利于“党的领导”、“组织动员”及“科技治理”。
“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一种新型政党政治，是共产党执政加上与其他政党合作的政党政治型态，对当前中国治理有着极强实用价值。此一制度创造了稳定的政局、连贯的政策和持续地输送人才。所以中国的发展历经五位领导人而呈现持续性的高速发展，在大政方针上，每任均在上一任的基础上不断积累。
所谓“组织动员”是指中国共产党严密的组织能力与中国人民心态上集体主义倾向的有机结合，即加上所谓“民主集中制”工作原则，这呈现出的巨大的、无与伦比的力量，中国称之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能量，不论在紧急时期的赈灾救难、因应疫情，或是平常时期两地之间的对口支援，或是消除贫困的认养帮扶，以至于科技追赶、超越先进等等政策，只要国家需要，中国的“组织动员”无不表现出其巨大惊人的“集体暴发力”，从而令其他个体主义的国家惊骇不已，世上人口众多的国家不少，但只有中国可以做到事事都能亿万同心、万民齐力、使命必达、任务必成，环顾全球，天下难觅，绝无对手。
所谓“科学治理”，根据国内学者的解释，是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治理应“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行政府全面质量管理”为理论支撑的一种治理模式。“全面质量管理是指一个组织以质量为中心，以全员参与为基础，目的在于通过让顾客满意和本组织所有成员及社会受益而达到永续发展的管理途径。”⑨其实国家实现“科学治理”，包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前者是制度，后者是人才。中共自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⑩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的制度体系构成，而制度执行又反映国家治理能力，在国家间的竞争中，实践“科学治理”，归根到底是国家治理效能表现的比拼。
这样的国家效率是西方自诩为“历史终结”的选举制度完全不可比拟的，人类必须群居生活，则政府的存在就是制度的必然，那么人民是希望政府为人民服务，还是防官如贼、宁令无为，这是人民的选择，无需他比。然而西方国家常常硬将“己之所欲，强加于人”，对中国制度所彰显的治理效率诬指为“强迫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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