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拜登政府继承并不断优化升级投资限制。2024年10月，美国政府发布新规，管制美国企业对中国先进半导体、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对外投资，具体分为“禁止类”和“申报类”，其中禁止类主要包括高性能人工智能、先进半导体制造、EDA和设备等，其他归于申报类，防止美国在华投资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拜登还延续了特朗普的诸多“黑名单”。同时，一些相关法案明确要求国防等部门不得采购部分中企的产品。
据美方统计，2020年（特朗普政府上个任期结束时），美国进口商品中，中国占比18.4%，较2017年下降3个百分点。2023年（拜登政府任期结束的前一年），该比例为13.7%，较2020年回落4.7个百分点；2024年首三季进一步降至13.2%，按年回落0.4个百分点。
显然，如果哈里斯赢得大选，大概率会延续拜登时期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只是民主党的对华经济政策可能不会那么张扬，影响也会是轻风细雨而非疾风骤雨。然而，“明枪”固然不好躲，谁说“暗箭”就一定比“明枪”更好防呢？
在今次大选过程中，特朗普曾经威胁将会从四方面升级对华贸易制裁：1）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即最惠国待遇）；2）对中国对美所有出口商品征收60%或以上关税；3）4年内停止对中国生产的必需品的进口；4）严厉打击中国商品通过第三国出口到美国。
相比特朗普对于关税措施的热衷，拜登时期则更偏好非关税措施，如以“去风险化”之名，行干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之实。
“特朗普1.0”在贸易政策上兑现竞选承诺的程度较高，不排除“特朗普2.0”会得心应手地继续挥舞关税大棒。一是趁中国当前经济运行压力较大，对外需依赖程度更高，运用关税手段对中国落井下石。二是运用加征关税来弥补因推行减税政策引发的税收收入减少，进而缓解美国财政赤字扩张的压力。三是即便不考虑进一步打压中国经济，也可能运用关税手段作为谈判筹码，换取中国在其他方面的妥协和让步。四是2020年初中美签订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按下了中美经贸摩擦的暂停键，但因疫情原因协议执行不了了之，特朗普可能以关税手段要挟中国完成协议并进行补偿。
关税政策存在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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