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中国的人口开始向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聚集，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更大的土地收入，但同时降低了人口流出地区的潜在土地收益，形成或者扩大了地区之间财政收入的不平衡。地方政府的债务大多以土地的价值和潜在收益为抵押，但潜在的债务风险又需要中央政府兜底或承担相当的救助义务，形成道德风险。
为瞭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考虑三方面的措施：
一是有意识地增加土地供应的弹性，根据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人口流动情况适时增加或减少土地供应，将土地和当下房价监管机制更紧密地联动起来。
二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土地配额交易市场，就像碳配额和电力交易一样，由各地区自愿相互交易自己的年度土地配额，实现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定价和全国统一配置。在必要时，也可以由中央政府追加和拍卖部分土地配额，以稳定土地市场。例如单位土地配额在西部地区的经济价值也许是一万元，在沿海地区也许是十万元。配额在两个地区之间进行交易，西部可以获得超过一万元的经济收益，沿海地区也同时收获了更高的经济价值。
三是将卖地收入调整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的收入，用于调节地区之间的财力平衡、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以及解决包括保障性住房在内的其他民生目标。
引导建设保障性住房
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房价总体不断上涨的过程中，一般居民自然希望通过参与商品房市场来分享这一红利，这强化了商品房在资产配置中的金融属性，降低了保障性住房的吸引力。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考虑到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机会成本，以及失去的土地收益等因素，其提供保障性住房的意愿似乎也不够充分，这可能部分解释了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的原因。
由此形成的问题是明显的：一方面高企的房价使得城市低收入者、新进城的农民工群体和青年人无法实现合意的居住条件；另一方面着眼于资产配置和房价上升的商品房持有又带来了一定数量的房屋空置，形成资源的浪费。两相对比，还容易形成社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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