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时代，新一轮全球格局洗牌开始，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战、科技战不断升级。国家安全成为了我国捍卫自身发展利益的首要任务。更为重要的是，正如笔者曾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的缔造者、维护者和发展者，更是香港历史前行的引领者和见证者。”在“一国”的领导下，香港赖以自豪的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才得以走得更为踏实。
“固治”也强调了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和管治效能即政策制定的可行性，项目落实的行动力，尤其是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解决力度。只有将管治能力的提升具体地体现在管治效能的实现，才能让更多市民享受到发展的实际红利，体会到“一国两制”作为历史性创举的现实优势，才能进一步推动香港的自我改革和结构性转变。
然而，笔者认为，“固治”的另一个面向则是如何发展并巩固香港的原有优势和竞争力，使得以金融、股票、房地产以及航运交通等传统支柱产业和生产力，在新的治理和发展模式下，转换成为具有竞争力的新质生产关系，带动和开拓更具活力的就业市场，擦亮香港作为亚洲国际城市的“金字招牌”。
在“治”的基础上谈“兴”，就要具有与时俱进的眼光。首先，“兴”要有人才之储备，要使得香港成为高新人才的“高地”。无论是从产业转型还是到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都离不开人才的创新性参与。《决定》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这实际上是强调了香港目前转型的核心突破口。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创科人才的来港和龙头企业的落户必然会成为香港未来科创发展的动力源，也将会对中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其次，“兴”本质上也与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息息相关。无论是大湾区建设的参与还是国内大循环的融入，香港扮演着内地联通世界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香港要有意识地助力内地走向世界，拓展国际市场，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转型，在激活本地市场的同时，牢牢地抓住国内、国际的双流通渠道，实现新质产业的重新布局。
将发展的“兴”落实到民心
最后，“兴”更意味着一种向心力、凝聚力，是关乎市民参与社会发展的信心，更是关乎社会认同的核心。将发展的“兴”落实到民心，才是能实现建设香港、繁荣香港的关键。只有实现共同建设、发展果实为全体香港市民所共享，香港才会实现真正的欣欣向荣，由“兴”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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