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概念史受到的质疑，科塞雷克的弟子、比勒菲尔德大学教授斯坦梅茨提出应该将视线下移到十九世纪末以降的“高度现代性”的时代，同时加强对概念与反概念、相邻概念、语言表达和隐喻等的研究。有鉴于概念史虽然描述了语义变化而缺乏有效的解释力，他在《历史语义学：理论问题与研究实践》一文中认为，历史语义学有必要来一次“经验性转向”，展开微观层面的历时性研究。在他看来，语义学的核心问题是语言和语言之外“现实”之间的关系，也即如何将语言之外的“现实”和过往由语言形成的“事实”概念化。借用卢曼关于语义的定义——暂时稳定的言说和书写方式，语义可以制度化和仪式化。如此一来，关于语义学的定义多少都与“社会结构”有关。事实上，与社会结构一样，语义由个人行为（语言行为）构成，对行为者既是约束也是动力，历史语义学或历史话语需要建立一种解释语义变化的模型，进一步追问语义何以产生、消失以及不断变化。
但是，即使在方法上趋近了，仍有不可逾越的历史和文化沟壑——不同语言之间概念的“可译性”或“互译性”问题。在欧洲语言中也存在如何翻译的难题。以色列历史学家范妮亚·奥兹－扎尔茨贝格尔研究18世纪末苏格兰道德哲学的德文翻译后，发现译者用德文Staat（国家）翻译英文Community（共同体）、Polity（整体）和Nation（民族），致使后者失去了在苏格兰文本中蕴含的古典共和主义的意味，更为糟糕的是，颠覆了苏格兰文本内涵的批判性。斯坦梅茨回忆20世纪80年代末在比勒费尔德大学参加科卡和韦勒领导的重大研究项目——从比较角度探讨现代和当代欧洲的Bürgertum（资产阶级、市民阶层），最后他们发现以几乎无法翻译的Bürgertum作为研究出发点的错误，因为以这种方式开始研究，一开始就预示着存在德国“特有之路”（Sonderweg）。
上述发生在欧洲的翻译问题，在意欲研究19世纪以来的近代新名词和概念的东亚同样存在。在科塞雷克访问日本二十余年后，中国、韩国和日本兴起了概念史研究。这些地区同属汉字文化圈，汉字对译西语为比较概念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范本。就中国而言，在讨论由词语和概念建构的近代时，既要关注汉字译词与西文的关系，还要兼顾来自日本的影响，由日本转译的多是由具有丰富汉学知识的学者提出的，之所以为晚清知识人广泛接受，乃是因为彼此在语言文化上有着互通之处。无疑，汉字概念与西文概念不可能完全对等，即使同样使用汉字概念的中日韩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比如西文的Gentry，在中文被视作士绅，日文为“大百姓”，韩文是“两班”，细究起来，它们之间存在不可互译性，语义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各自对应的社会结构各不相同。更不必说，翻译概念在达成译词的标准化和广泛使用过程中，与政治、社会之间产生的互动和互相再造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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