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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战略转型的一个具体特征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 |
中评社╱题：冷战以来英国战略转型及其对当前国际关系的启示 作者：钱宇明（北京），法学博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通过大力运作现实主义外交、适时调整对外政策、寻找最优化“生态位”，英国在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以及后反恐时期等多个重要时间节点适时进行了国家战略转型，使其得以始终在英美关系中保有一定程度的议价权，幷持续在美国外交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不断的角色转型使英国得以在数次国际格局剧烈变动，乃至世界秩序彻底翻新的大背景下仍然保留主要受益者的位置，基本保全了关键战略利益，更深刻影响了国际格局的发展乃至历史进程的走向。近年来，英国持续推动脱欧，发布“印太战略”，正逐渐转型为强调海外利益关切的全球大国。但英国在“印太”的存在高度依赖于英美特殊关系框架下美国的支持，英美“印太”战略利益始终高度趋同，英国卷入“印太”对地区安全的挑战多过机遇。
英国在二战中的严重消耗，使其在战后的大国博弈中极端被动。在历史关键时刻，英国充分施展外交手段，藉助历史机遇成功完成了国际角色转型，寻找到了新的稳定“生态位”。在此后数十年的国际关系史中，英国也多次在重大历史转折期转型成功，始终能在新的国际格局下保持其主要受益者之一的地位。
对英国在冷战时期的战略转型，学界进行了较为完善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战后早期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地缘政策逐步被英国所影响，幷直接导致美苏对立格局形成的过程。其认为，“英美特殊关系”是英国方面所制造的外交工具，意图在于将英国利益同美国绑定，从而在英国即使失去全球性霸权身份后依然能维持超然的国际地位。对英国在60至70年代放弃全球部署能力的决策，学界亦不乏深入研究。伴随英国全球殖民帝国的瓦解、战后英国经济的持续滑坡，以及英欧经贸关系的进一步紧密化，英国逐渐无力也无意愿继续在苏伊士运河以东保持大规模军事存在，经过广泛的政策讨论，出于保护本土及服务于北约对苏战略的考量，英国政府最终选择放弃全球化军事部署，转而拥抱欧共体。
学界对英国在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同样十分成熟。冷战伴随着英美共同对手的垮台结束后，英国赖以维生的英美特殊关系迎来挑战，为保障自身战略利益和国际地位的完整，彼时的英国政府亟需再一次战略转型。自1997年以来，英国工党政府就在与欧盟拉近关系，以保障其自身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地位。这正是英国对后冷战时代变化的国际局势所做出的回应。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当此之时，英国选择脱离欧盟，拥抱“全球英国”战略，将深度影响地区秩序和大国关系。本文致力通过研究英国在重要历史时刻的外交历程，瞭解英国战略思维，幷对英国在当前国际关系格局下所选择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做出合理而有意义的分析。
一、冷战时期英国的战略收缩与转型
自1944年德黑兰会议以来，罗斯福总统稳步推进其战略布局，试图构建基于五大国协调维和的集体安全体制。在此战略设计下，美苏将互相承认势力范围，幷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但这对英国却幷非利好，在已经注定失去世界霸权的情况下，美苏和平分割欧洲更将使英国失去参与大国博弈的基本盘和外交空间。然而，罗斯福于1945年的突然去世使事态发生了变化。新上任的杜鲁门总统幷不认可由罗斯福和斯大林所商议的东西势力范围划分。相较坚定推进大国协调的罗斯福，杜鲁门展现的态度要更加贴近英国决策层。一个“起死回生”的契机摆在了英国面前。
英国的执政团体意识到，在新的战后世界秩序下，英美两国的国防以及战略利益关切出现了高度重合。与之相对的就是美苏利益分歧逐渐显现。艾德礼政府因此开始强化杜鲁门对苏联的猜忌，不断强调如果苏联控制黑海海峡，其海空力量随时可能进入地中海，阻断西欧的海上生命线。这其实是英国一直以来所持有的、阻止俄罗斯政权南下进入海洋的战略关切，它将这一关切转变为了西方阵营的共同关切，又将其转变为对西方阵营负有安全保障责任的美国的战略关切。①
藉助战后英美战略利益的逐步趋同，以及在战后初期一系列地缘热点事件中的积极操弄，英国政府极大推动了美国决策集团全球战略和地缘政策思维的转型，将美国变成了英国殖民帝国政策事实上的继承者。1947年3月，杜鲁门发表了包括着被后世称为“杜鲁门主义”内容的演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展开对抗和遏制，冷战格局自此逐步成型。对于英国而言，美国对苏政策转向阵营对抗，事实上是在代为保护英国曾经依靠霸权所获得的全球利益。
与此同时，一个两极对抗的世界体系也能让英国有更多的操作空间，供其更灵活地施加影响力，由此确保英国持续维持优越的国际地位。一方面，在东西对峙格局下，英国是当时唯一有能力跟随美国全球部署的北约国家，更能凭藉其旧有的殖民影响力补足美国的全球战略空缺。另一方面，冷战中的美国仍需要维持同苏联沟通渠道的畅通。英国工党政府敏锐地察觉幷瞄准了这一需求，其在冷战早期对苏联乃至整个东方阵营做出一系列示好姿态，包括承认新中国、向苏联出售喷气式飞机发动机等，这些举措不仅缓和了英苏关系，更巩固了双方沟通交流的桥梁，最终让英国成为西方阵营中最具分量的东西方对话代理人。综上所述，在战略上依附美国，幷推动其走上与苏联对抗的路线，使英国纵使失去霸权，也保住了其最重要的战略利益和国际地位。
在冷战初期的首次战略转型后，英国坐稳了西方阵营“二把手”的位置。然而，英国的硬实力仍在不断萎缩。经历印度的独立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等一系列事件后，英国的殖民帝国体系迎来事实性瓦解，英国政府以殖民地为基本盘维持国际地位的旧有政策路线逐渐失去生存土壤。至1967年，英国刚刚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武装冲突中抽身，却又陷入了也门内战的泥潭，其勉励维持的全球军事干涉体系彻底不堪重负。由于民意和物质基础都已经不再支持英国继续进行海外军事干涉，英国内阁最终决策，至1971年底停止保留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②实质上放弃了在亚太乃至印度洋地区维持制海权、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在北约框架内部，英国从一个能够跟随美国进行全球部署的世界大国，逐渐倒退回只能承担地区性防务职责的国家，英国对美国的合作价值由此大幅缩水。
面对如上的被动局面，英国政府必须再一次做出战略转型，以确保自身的国际地位。此时，英国硬实力重要且唯一的支柱，即其全球部署能力，以及依赖于这种能力的、对英联邦国家的影响力已被极大削弱，为了守住作为其命脉的英美同盟关系，时任的爱德华·希斯内阁选择更进一步发挥英国作为大国沟通枢纽的角色，于1973年宣布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以拉近英欧关系作为新的砝码，平衡英美关系。自此，英国于硬实力的对他国强加意志的能力遭到极大削弱，而基于软实力的沟通、斡旋、协调能力则开始在其对外关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后冷战时期英国积极融入欧洲一体化，“枢纽国”地位愈加凸显
自1945年至1973年，英国全力维护和最终放弃“全球英国”，幷转向欧洲。但在这一过程中不难发现，保持英美“特殊关系”和英美同盟的稳定，是英国国家战略始终不变的主线。历届英国政府在其他方向上的取舍，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这条主线服务的。1983年，美国政府在未知会英国政府、亦无视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出兵入侵英联邦国家格林纳达，使英国的国际威望遭受重挫，但撒切尔内阁除在外交层面发声抗议外幷未有更多动作。③这一案例也从侧面说明，尽力平衡英美同盟、顾全英美关系大局，是当时的英国政府在外交上最优先、最核心的关切。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再次剧烈变动，英美关系在这一波剧变中同样受到了猛烈冲击，失衡问题愈发严重。在美国政府看来，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东西两大集团之间的对抗走向了终结，不仅让英美军事同盟的价值进一步缩水，更让英国长期扮演的美苏之间“调停人”角色的含金量锐减。而此时，由于英国综合国力的长期相对萎缩，它更为传统的“欧陆平衡手”能力也未有起色。在后冷战时代，英国再次面临着调整国际角色、寻找新“生态位”的迫切需求。接替撒切尔内阁的梅杰内阁给出的答案便是加力融入欧洲，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欧共体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不过，英美“特殊关系”对于英国仍然是宝贵的外交资产，美国获得冷战胜利后，英国愈发乐于搭上全球霸权红利的顺风车。因此，后冷战时代的英国国际战略，总体上呈现出美欧幷重、彼此制衡的特点。而这也为英国后续的国际角色转型提供了基础。苏东集团彻底瓦解后，欧洲所面临的安全威胁骤降，发展势头强劲的欧洲，对美战略自主的呼声愈发强化。而既与美国保持着特殊关系，又是欧盟主要国家之一的英国正是在美欧间居中调解、协调沟通的不二之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的“枢纽国”地位愈发凸显，从其旧有的以沟通美苏关系为主的枢纽，转变为了以沟通美欧关系为主的枢纽，④这样一个地位超然的“生态位”已经成为了英国的舒适区。后续接替梅杰的布莱尔内阁也继续维持着上述的方针。
无论是为了扮演好美欧沟通的枢纽，抑或是为了平衡美英关系，英国都需要大幅加强其在欧盟中的参与度、地位和影响力。布莱尔内阁所选取的突破口是防务，让英国在欧洲独立防务力量的建设进程中，扮演一个积极的推动者乃至领导者。这是因为在经济和政治议题上，英国已经无法同法德竞争领导者地位，但其具备超然的核大国身份，常规军事力量在北约和欧盟中亦不容小觑，这使得英国成为欧洲讨论防务议题绕不开的对象。在英国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欧盟安全和防务建设在英国的推动下取得了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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