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推荐作为一种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应用过程中又往往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如何平衡、把握对‘算法’推荐法律规制的边界，是面临的一大难题。”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认为，在司法以及行政理念上，需要将“算法”的运用作为“算法”运营者行为的延伸。无论运营者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存在行政违法等，“算法”因素都应被纳入追责的考量范围。
焦点
凝聚合力规范“算法”
随着公众对“算法”持续关注，加强“算法”规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一项调查显示，超过70%受访者表示曾被“算法”推荐服务困扰，超过60%受访者认为生活中普遍存在“大数据杀熟”。绝大多数用户认为，“算法”推荐技术潜藏了窥探、泄露用户个人隐私的重大风险。滥用“算法”的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个人信息权益，也给网络空间的传播秩序带来负面影响。
在这个背景下，一些用户希望关闭“算法”推荐功能，停止将个人信息分享给平台使用。在有关部门督导下，各大网络平台都上线了关闭“算法”推荐的功能，将是否收集用户偏好的选择权交还用户。
然而，平台个性化推荐存在关闭难等问题。上海市消保委曾对消费者常用的10款手机软件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测评，结果显示，关闭个性化推荐最多需7步。
记者登录几个下载排名靠前的主流手机软件，目前关闭“算法”推荐功能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个人设置”来操作。操作步骤与此前调查结果一致，大多仍需要5—7步。记者随机采访了20名手机用户，绝大多数表示并不知晓手机软件还有关闭“算法”推荐的功能，只有1位用户知道该功能并懂得具体操作。
“这种现象反映了业界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不希望用户大规模关闭‘算法’，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只有规范才能长远。”向阳说，规范“算法”，需要社会各界发挥合力，寻找最大公约数。
“有效治理‘算法’乱象，是构建安全清朗的网络生态的必然要求。”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郑玉双表示，要健全“算法”的法律规制模式，破解“算法”的法律规制难题，实现算法善治。
“对于‘算法’运用是否产生不良后果，要建立一种社会性的评议机制进行持续性的跟踪研究。如果社会评议机制有充分的理由，认定特定‘算法’的运用导致不良后果，就应该启动问责机制，要求相应的‘算法’运营者予以解释与说明并作出优化。”薛军建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