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月21日电／据南方日报报导，近些年来，各地宣称要进行文化强省强市或大省大市建设，内容很丰富，绕不开的一个主题是：文献与研究及普及的关系。有的偏重文献，出版了不少大型文库或文献集成；有的偏重研究；有的则偏重普及。在笔者看来，文献是前提，研究是基础，普及固有必要，而次序不可颠倒，否则舍本逐末，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事倍功半，甚至灾梨祸枣。当然如果能有文献、研究与普及“三合一”的著作，敢情是好，然甚难得，今出黄国声和李福标两位教授积数年之功合着的《张维屏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可谓典范。
《年谱》征引文献之精之富，在笔者寓目的新出年谱著作之中，可以说是无与伦比；其所征引，绝大部分为刻本和稿钞本，其中张维屏的著述刻本21种，另有193种其他刻本和稿钞本文献，单这一方面，就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殊为难得。全书之所以能够厚达600余页，又几无一浮词，即缘于此。这也与坊间的一些大部头年谱或年编长篇有着质的区别。这里就需要先讨论一下年谱与年谱长编的关系问题。
在这方面，张旭东先生《徘徊应是念前贤》一文作了极佳的分析。他从《资治通鉴长编》与《资治通鉴》的关系入手分析，认为《长编》为《通鉴》之草稿，匆遽之间，力不能剪裁，心吝于删减，故以草稿存之，取不定之意。故先有《长编》，再有《通鉴》。而年谱长编乃因已有年谱，新材料陆续发现，在旧年谱基础上编年而入，比排而成，篇幅往往溢出原年谱数倍，不仅年谱，几成日谱，故称长编。亦有前无年谱，一“出生”即是长编者，以其资料繁复，不似年谱，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者，则与通鉴长编同。编年事辑则正相反。乃原无年谱，又觉收罗疏略，仅大事具，而小事缺，或竟大事亦缺，不足称年谱，故称编年事辑。以待异日再集，先成轮廓。
以此相衡，则今之年谱，有的虽名曰“长编”，其实编年事辑都不如，因为常常借助E考据的便利，把能够搜罗得到的材料胡乱地往里塞，而一些年度的重要事项，却又往往付之阙如。而《年谱》所有文献材料，无不经过精心拣择，且已经提炼出心得，也可谓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这突出体现在领起文献的“概述”上。
比如1841年1月琦善与义律签订《穿鼻条约》正式宣布割让香港，本是奉清廷之旨意，清廷却又以其怯懦无能锁拿解京，导致4月广州战事再起。对这段时间张维屏的生活和心理及其创作，作者有几段精彩的概述：“寂居无那，又有《避嚣》《村居》诗。南山素持和理外夷，毋开边衅为宗旨。及将战，两广总督祁土贡（合成一字）采陆殿邦、曾剑之议，以石填珠江航道御敌，南山深感其无济。诗中讽喻之意甚明。”
这种概述，已不是一般的文献选择和作品解读，而是体现出深入的比较研究成果，须知作者稍后又指出：“广州城陷，英军肆虐。三元里乡民合力痛击英兵。南山闻之感奋，慷慨同仇，为赋《三元里》诗。是为南山名作。”但是，“英军退后，南山忧愤仍莫能悉。有《越宴》四首，极言鸦片贻害之烈、赔款数额之重，寄望当轴预为绸缪，以防后患”。
这几段概述，不啻是简单地对所征引的张维屏诗作进行解读，而是建立在知人论世的研究基础上，呈现出张维屏对时局异于常人的清醒和洞察，也张扬了张维屏独特的形象气质：战衅不可轻开，开必祸国殃民；既战则须慷慨同仇，英勇赴敌，不吝礼赞；战后尤须反思，以防后患。仕宦诚能有识如此，国运当可改观；过去如此，今日亦然。
张旭东先生说，概言之，事辑、年谱、长编三者虽有不同，大抵应作传记读，即此数段，已可见谱主亦即传主形象与精神——凡属好的传记，也莫不是文献、研究与普及的良好统一。
从知人论世这一方面，我们固可以发现，大部分年谱也都会罗列每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有的甚至月日之下都不放过，但所列事件，与谱主本人有多少关系？在这方面，《年谱》置于每年篇首的要言不烦的“时事”，最见特色，也见创新，背后则反映了作者史材的熟稔及史识的高明，以及对谱主行事及其思想与性格特质的准确把握。
诚如世人对张维屏最深的印象可能来自他的名诗《三元里》《三将军歌》等，而其关涉的禁烟抗英也确实是整个晚清最重要的历史主题。或因此之故，在每年的“时事”中，鸦片也始终是不绝的主题。笔者曾撰有《鸦片战争未了局》，讨论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国际广泛开展禁烟运动之后，中国的鸦片进口和种植却远胜鸦片战争之前甚至鸦片贸易被迫“合法化”之后，为祸之源，实在是官府为烈。这方面，《张维屏先生年谱》的“时事”之中，也早有揭示。
其实《年谱》中这类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稍加掇拾，即可成一篇上佳的《鸦片战争渊源考》之类的论文，或一篇通俗版的《鸦片战争前传》。但两位作者似乎志不在此，数十年来，他们一直致力于古籍文献的整理工作，安于为传统学术研究及后续的文化普及做基础性的贡献。除这本年谱外，他们还合着有《陈澧先生年谱》，李福标教授则单独出版有《清初丹霞天然年谱》。
其实，年谱著述的出版，也是广东人民出版社近年来的重头戏，笔者寓目的即有《康有为年谱》《梁鼎芬年谱》《黄遵宪年谱》《梁启超年谱》《梁士诒年谱》《朱庸斋先生年谱》等。凡此都是大有益于广东的学术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夯实工作，笔者久有撰文彰扬之意，今借《年谱》一并表而出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