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略治理的历史确证
朔方郡修筑之后，汉武帝开始大规模从内地“移民实边”，边地人口炽盛。《史记·平准书》载：“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汉书·地理志》：“朔方郡……户三万四千三百三十八，口十三万六千六百二十八。”《后汉书·郡国五》载：“朔方郡……户千九百八十七，口七千八百四十三。”从上述三组数据可以看出，汉朝从关中等地移民实边的人口数量庞大。在匈奴逐渐南归汉朝之后，大量匈奴部众也来到河套之地，充实朔方。当时的朔方郡可谓人丁兴旺。
为了发展朔方郡的社会经济，汉朝还于此设立盐官，兴修水利。朔方郡内有金连盐泽、青盐泽等盐泽，汉朝设立了盐官以规范盐务。此外，还积极兴修水利，开发黄河水利资源。《史记·河渠书》载：“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同时，还组织兵民屯垦戍边，元鼎年间（公元前116年至公元前111年）“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史记·平准书）》。呼和浩特博物院藏有一枚汉代“朔方农丞”的青铜官印，便是汉代在朔方“开田官”的实物证明。加之归附汉朝的匈奴牧民，河套地区真正实现了农牧繁盛。到西汉末年，河套之地“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朔方郡得到大规模开发，民殷物丰。
河套之地兴修水利等诸多措施，使得此地农业屯垦发展兴盛，经济生产迅速发展起来。随着汉匈之间的战乱逐渐平息，“朔、易无复匹马之踪，六十余年矣”。长久的边关和平，进一步促进了河套地区人口的繁盛和农业生产的发达。《汉书·匈奴传》记载，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赏赐呼韩邪单于“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约合今天二百余万斤的“边谷”，应是边地所产，可见边地农业生产积累之盛。
河套之地的物质殷实也表现在墓葬方面，从补隆淖古城（临戎县城）、陶升井古城（三封县城）和保尔浩特古城（窳浑县城）的墓葬发掘可以看到，此时墓葬数量多，用材讲究，整齐划一，且大多系夫妻合葬，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同时，成套的随葬品和大量装有谷、黍的仓储器，如圆仓、方仓、樽、鸮壶等，特别是有持戟卫士把守仓门的长方形粮仓，则充分表现出当时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这时，游牧于汉地北边的部分匈奴人开始进入汉朝郡县，承担起庖厨等家内杂务。临戎、三封、窳浑的墓葬中，常见有庖厨、打水的胡人俑，也证实了这点。由此可知，东汉时较为普遍的汉匈杂居现象，在西汉晚期可能已经存在了。经百余年农垦发展，汉朔方郡所在河套地区边境安宁，经济繁荣。虽经王莽改制、卢芳割据的动乱，但自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附汉后，北部边塞又出现了“西自武威，东尽玄菟及乐浪，胡夷皆来内附，野无风尘”（《后汉书》）的安定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