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文化是爱好和平的文化。唐代以前,各民族之间出于利益纷争尤其是为了争夺战马这一军事战略资源,也曾爆发过一些战争冲突;西南茶马古道的开通,使包括战马在内的各类物资可以通过贸易手段获取,彻底改变了马在西南各民族文化中的面貌,使其不再与战争、灾祸联系在一起,而是成为财富的象征。这种改变对西南地区和平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明代名臣杨一清就认为茶马贸易能够很好地稳定边疆、消弭战争,他在给皇帝的上书中直言茶马贸易“实贤于数万甲兵”。事实证明西南茶马古道的通畅也确实使“西陲宴然”,在明代两百多年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明史·朵甘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传》)。
共同培育伟大的爱国精神
茶马古道所建立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不仅是经济和文化联系,而且是情感联系、精神联系。千年来,各民族依靠古道贸易互通有无,因共享古道历史文化而互敬互爱,也共同培育了伟大的爱国精神。“时穷节乃见”,在近代中国陷入存亡危机之际,这种爱国精神便熠熠闪耀,集中体现在抵制印茶入藏和西南地区抗战等重大历史事件之中。
印茶入藏是近代英印殖民势力主导的一种经济侵略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向西藏倾销印度茶叶,从而切断茶马古道上原有的经贸联系,逐步渗透乃至控制西藏。英国殖民者自侵占印度后,一直觊觎我国的西藏地区,于1888年、1904年两次军事入侵西藏;19世纪80年代以后印度茶在全球市场占据上风以后,英印殖民势力对印茶入藏的野心便更加膨胀。他们一方面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亚东、噶大克等通商口岸;另一方面加紧仿制砖茶,并通过低价倾销、暗地走私等多种手段销往西藏。然而,他们低估了茶马古道上各民族之间的血脉联系,也低估了西南各族同胞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即便是在川康地区遭遇战争动荡、四川边茶运输中断的时期,西藏的茶叶消费缺口也是转由后起的滇茶来填补,印度茶仍被拒之门外。由于中央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和藏族同胞的坚决抵制,印度茶在整个晚清民国时期始终未能打开西藏市场,据统计,其在西藏的最高年销售量约为一万公斤左右,与我国茶叶动辄数百万公斤的销量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与此同时部分我国茶叶甚至还通过拉萨转卖到了印度大吉岭等地。到20世纪40年代末,印茶入藏企图宣告破产,这是西南各族同胞反抗帝国主义渗透的一次重要胜利。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更加深重。1938年底,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提出“利用人力兽力运输,增进货运”(《社会经济月报》1939年第1期),随后在茶马古道青藏线和滇藏线上恢复了驿运。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茶马古道更是成为西南大后方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陆上要道。整个抗战后期,四川、云南、西藏各地由汉、藏、白、纳西等各族人民组成的马帮,穿行在先人开拓出的石栈天梯和羊肠小道间,不畏艰险,昼夜不息。据统计,当时这条道路上一共动用了“八千匹骡马和两万头牦牛”(顾彼得:《被遗忘的王国》),为抗战后方输送了难以计数的紧缺物资,在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燃起希望的火种,谱写出一曲全民族抗战的壮阔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