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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代的文武僧庶》（来源：南方都市报） |
中评社北京7月17日电／据南方都市报报导，《五代在碑志》这套丛书源自柳立言教授2015年发起的读书班，与山口智哉、李宗翰、陈韵如、刘祥光四位老师一起带领学生精读现存的大量五代时期墓志，最终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丛书共三本，《五代的文武僧庶》是该丛书的最后一本。这套书运用了新材料和新方法，对五代历史和人物进行了全新的解读。由于墓志具有隐恶扬善的特点，研究方法上他们发明了一套独有的程式，包括标点分段、数馒头法、史学六问、五鬼搬运、制作表格等，从而将程式化的墓志书写中蕴含的丰富信息攫取无遗。
与正史新、旧《五代史》主要记录社会的中高层人物不同，大量的五代墓志可以让我们从更广阔的范围瞭解到五代社会中、低层人物的群像和丰富多彩的历史细节。丛书的前两卷《世变下的五代女性》和《五代武人之文》分别是针对特定社会群体的研究，而《五代的文武僧庶》则转换视角，以墓志为基础，将个人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单位，通过观察文、武官员在中央与地方的各自实际政绩，以及他们黜陟迁转的原因；同时也考察僧庶等平民群体，瞭解他们的宗教活动与社会生活，以及个人与家庭的社会流动。本书研究者们认为，过去对五代的一般性认识多强调其乱世的特征，如武人掌权斯文扫地道德败坏、民生疾苦，但若过于强调五代混乱的一面，则不免失于一偏，而可能忽略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及其意义。因为即使在暴风疾雨中的时代，也偶尔会有风平浪静、草木不惊的间歇；即使是王纲解纽的大分裂时代，也存在局部割据的偏安政权能提供短暂安宁、与民生息的区域，甚至还存在远离城市的“坞壁”（“坞堡”）等“世外桃源”。
某些过去视为常识的传统价值观，如男尊女卑、长幼有序，未必会如我们预期的反映在墓志中。譬如墓志中出场人物所占篇幅多寡，在很多情况下，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不是男女长幼或尊卑贵贱，而是其成员对维持家庭的贡献，贡献大者篇幅多，反之亦然。在《男女有别？》这篇墓志研究中，发现《关氏墓志》中篇幅最多的居然是其女儿，远超丈夫与儿子，其原因是女儿曾贵为唐明宗王妃，为家族带来了荣耀。
从本书研究的文官群体墓志来看，五代时期文官群体的构成与唐代相比较，有延续也有新血。从墓志可以看出，五代的文官很多延续了唐代门第世家传统，但也有一群家世不太显赫的文官世家从晚唐进入五代，并致力于培养子弟以文入仕，甚至有一批起自布衣的新兴人士，凭借文事晋升统治阶级。这些发现都大大改变了我们过去认为，五代时军阀武人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文人在乱世没有用武之地的刻板印象。当然，文官要立足于乱世中并不容易，大概需要五个因素，包括吏治能力、司法能力、联姻关系、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品德。与过去认为乱世是武力称雄、欺诈立身相反，良好的品德常可赢得声誉，帮助其仕途。即使从功利角度看，品德在乱世仍然不是迂腐无用之论，当时人物不可能全然蔑弃品德，即使武人也不例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