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于供应端而言，税负减免到底是减税好还是减费好，把握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减税会减少政府公共财政的收入，减费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基金支付缺口加大。这种缺口加大如果导致政策不能可持续，最后还是由财政进行兜底。这里要区分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减税和减费对于社保体系建设而言是一种推进还是一种延迟。第二点，两种措施对最终财政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的。最为关键的是对于企业主体降成本在总量上和结构上的冲击，不同的角度效果也不一样。比如很多企业，像中小企业交税少，但所缴纳费用是刚性的。因为税会随着增加值利润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这一形式实际上是顺周期效应。但所需要缴纳的费用不是顺周期的，它是周期中性的。所以很多观点的提出应当以减费为主，而不应该是以减税为主，并且中国的费率负担很高，相对而言税率并不是很高。这需要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权衡。此外，除了税费减免能否采取超常规措施进行扩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次性疫情补贴、特殊补贴和转移支付，它们的效果会不会比减费要好呢？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为企业往往愿意从既定的框架来思考问题，政府决策部门也愿意在既定的工具中来进行选择，而一次性转移支付和补贴需要有一些新的工具创新和通道创造。
第三，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在经济缓冲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失业补贴、失业保险和失业救助可能在自动稳定器上的作用更为显着。因为失业是顺周期的现象，但是失业救助、失业补贴确实是逆周期的，这个逆周期是发挥社保体系自动稳定器作用的重要举措。
当前，发挥社保在宏观稳定和逆周期上的功效所面临的问题
第一，财政中社保支出占比太低，难以发挥社保宏观经济减震器的作用。2021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率仅为13.7%，大大低于西方国家。这也导致中国社会保障在宏观稳定上的影响不明显。与此同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额接近60万亿，政府投资各类加总超过10多万亿。政府投资利用专项债拥有地方配比和银行贷款配比等政策产生了强劲的乘数扩张效应，社保支出扩展显然没有这种直接的乘数扩张效应。第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相对较低，前年达到3.21%，去年下降到2.96%，这一比重在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低的一个比重，因此想让社保体系在宏观上起到明显作用还存在困难。第三，在失业保险支出占社会保障基金支出的比重方面，这一数据近年来不升反降。在十多年中，这一数据下降了差不多2.8个百分点。所以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宏观经济周期性稳定的作用不明显，原因就集中在这里。第四，我国在失业救助、失业保障上面的制度构建，实际上滞后于在社会保障制度上的建设，尤其是失业保障的覆盖率，前年是2.295亿人，今年是2.28亿人，反而下降了150万人。另外，它的支出规模在回落。在失业补贴量方面，失业补贴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也是在下降的。我国在宏观经济发展方面提倡“六保”，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就业，它是民生和宏观两者稳定的基石。但在梳理这些参数时就会发现，在宏观政策体系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我们对经济的减震器、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和财政自动稳定器的效应考虑得还不是很充分。
社保制度的改革在追求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不仅仅要在精算平衡、公平正义方面发挥很好的作用，同时还应当适度考虑在整个宏观经济稳定中的功能，这样可能使我们在社会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中，进行全面的结构性思考。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