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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稳定增长是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健康发展的基础。 |
中评社北京4月11日电／中等收入群体通常是指一个经济体中收入达到中等水平、生活较为宽裕的群体，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中坚力量，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本基础。新发展阶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在坚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居民收入增长基础上，进一步聚焦重点人群，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并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群体规模呈快速增长趋势
经济日报发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张亮、王炳文执笔文章表示，随着中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采用国际上引用率较高的每天人均消费10至100美元(2005PPP价格)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日收入的下限和上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估算，2002年至2019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由2002年的735.8万人发展壮大为2019年的34600.2万人，增长超过46倍。其中，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由372.7万人上升到20486.4万人，增长近54倍；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由363.1万人上升到14113.8万人，增长近38倍。基于同样的测算标准，当前中国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约相当于美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两倍，约相当于欧盟所有国家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的总和。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仍明显偏低。如，2019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为22.9%，而西欧的英德法、北欧的挪威、北美的加拿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都在70%左右。虽然美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略低为55.9%，但高收入群体占到30.5%。
工资性收入是主要来源
文章介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是工薪阶层，收入来源以所从事职业或兼职取得的劳动报酬为主，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家庭，工资性收入都是中等收入群体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城镇家庭的工资性收入要略低于农村家庭。同时，中等收入群体的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稳定增长，城镇家庭的转移性收入比例明显高于农村家庭，但经营性收入低于农村家庭。
随着中国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化，金融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加之财产性收入有累积循环效应，中等收入群体对财产性收入依赖程度呈上升趋势。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财产性净收入占比约为9.1%。但整体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占比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较低水平，以美国为例，2018年美国中等收入人群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高达43.1%，约为中国的5倍。
“新中等收入群体”逐渐兴起
文章分析，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空间分布不平衡，其区域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一致，约有60%中等收入群体分布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仅占40%。从城乡分布看，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约是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2.88倍。在城镇内部，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中等收入者比重分别为71.4%和62.7%，远远高于城镇平均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一线城市中等收入者比重已经接近欧美发达国家，而广大农村地区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还保持在较低水平。这说明导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农村中仍然有大量低收入群体，未来一段时期，“精准扩中”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农民群体增收，成功跻身于中等收入群体行列。
事业单位管理和技术人员，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中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部分职工，一直以来是中等收入群体中坚实稳定的力量。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批乡镇企业家、个体工商业者、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涌现出来，成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经济活力释放出来后，尤其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逐渐兴起一批种植养殖大户、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主、多种经营的农业合作企业主或家庭等，成为中国农村中等收入群体重要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逐渐兴起一批就职于三资企业、新兴行业中的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具有教育程度高、素质高、收入高、时尚前卫等特点，成为“新中等收入群体”。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些新产业、新业态迅猛发展，同时与资本市场结合，产生较强的财富溢出效应，造就了一批敢于创新、敢于创业、财富快速积累的行业“新贵”。
多重因素影响收入增加
文章认为，经济稳定增长是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健康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经济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持续承压。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减弱。据统计，2013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下降，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013年的68.71%下降为2020年的63.35%，或将延续趋势性减少态势。同时，储蓄率的大幅下降引致资本积累水平降低，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不断弱化。此外，随着工业化步入中后期、大型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收窄、国际环境不确定加强等因素影响，投资需求放缓和净出口低速增长也将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综合来看，相较以前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将进一步影响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也会对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带来较大挑战。
劳动、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市场发展较为滞后，要素流动不够顺畅，直接影响要素的优化配置效率，严重制约了居民通过要素价值实现稳定增收。例如，劳动力在城乡、区域、行业间流动还存在各种显性和隐性障碍，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较为缓慢，难以获得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职业流动与社会身份转变的不一致和不协调影响到这些群体的收入。土地制度改革滞后，土地市场一定程度上还处于城乡分割状态，不同类型农村土地(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非耕地等)按不同准入规则进入市场，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上还存在相关利益主体得失不公平，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目标冲突和职能错位，由此造成土地价格扭曲和资源配置低效，导致农民土地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资本市场不健全，实际利率水平受到压制，影响到很多中低收入居民的储蓄收入。数据市场制度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数据资源规范使用和合理配置还存在制度空白，城乡、区域、行业以及不同收入群体间还存在“数字鸿沟”，影响数字资源要素公平合理参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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