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需求收缩并不是需求总规模减少，而是无法延续以往的高增长态势。回顾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得益于全球化产业转移浪潮，中国依靠完善的产业基础以及廉价高素质劳动力，出口规模连年攀升，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全球市场份额长期维持在17%～20%之间，超过千种品类商品全球第一。一方面，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成就了中国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中国外贸出口接近了天花板，这意味着中国外贸出口也不可能维持长期的高增长。
内需部分也存在类似问题，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二十年经济突飞猛进增长，中国居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非贫困人口中大件消费品基本满足，传统大宗消费品市场趋于饱和，消费增量主要依靠消费升级，服务业新模式、新业态以及高科技产品普及推广。投资作为三驾马车最重要的部分，产业规模巨大、门类齐全、基础设施完备，在各领域的固定投资边际效益不断递减，过去二十年依托房地产市场撬动的土地财政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拉动模式，也随着城市化率的提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难以持续。
二是供给冲击排除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等不可抗力因素，外部供应链不稳定是全球化国际分工带来的重要变数。中国经济快速产业升级正是得益于对外开放利用境外先进技术和市场资源的结果。与此同时，中国产业部门和企业参与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外部依赖性强的突出矛盾，这主要集中于战略能源资源类商品、高端装备制造和关键性工业原料元器件等领域。如果不能尽快解决这些“卡脖子”技术问题，我们就会长期受制于人，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被动。
虽然供给冲击对产业部门影响更为显着，但剔除对特定地区的贸易封锁外，全球供应链冲击对各国生产者来说都难以独善其身。反观中国制造业因形成完备的产业链配套、高效灵活的反应机制和强大韧性的自救能力，可以在全球市场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化危为机甚至乘势崛起。与此同时，供给冲击迫使原来依靠境外供应商优质原料的本土终端产品生产企业不得不寻找国内替代厂商，或者在国际市场产品价格飙涨时抓住机遇提升国产替代品的性价比和竞争力，从而加快促进国产替代进程。
三是预期转弱这个问题较为特殊，预期根植于经济活动参与者主观意识中或传播于媒体舆论中，并没有直接与经济活动本身相关联。但预期是经济活动主体特别是金融投资者决策的重要参数与变量，是宏观经济中最显着的信号传递。中国过去二十年长期的高速增长，使得很多经济活动主体形成了惯性思维，认为中国经济高增长周期仍会持续，这种认知和预期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会造成盲目乐观，进而导致企业高杠杆举债扩张等加剧经济周期过热的情况发生。与之相反，对经济增长前景过于悲观也同样会导致经济活动剧烈收缩从而影响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文章指出，一个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需要有不同档位及增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变贫穷落后面貌，采取了高积累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高投入必然需要高回报才能维系，客观上要求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速才能实现自身经济活动的动态平衡，以及延缓人口就业等社会压力。但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占比已超过55%。第三产业相比第二产业，难以实现高增速所需的资本积累率，对高积累高增长模式也没有天然依赖。为此，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的依赖度就会显着降低，相应的经济增长预期也应该降低到匹配档位，这样更加符合经济运行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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