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邓小平对“一国异（两）制”的发展和贡献
邓小平是“一国异（两）制”在新时期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也是“一国两制”名词概念的最早提出者。
“一国两制”名词概念是作为“解放台湾”提法的替换词出现的。1979年1月30日，赴美国访问的邓小平对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伯德等人说：“我肯定你们已经注意到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而改称我们要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问题。台湾问题不再使用‘解放’一词，这表示了我们的一种愿望，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祇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当时的大陆正处于由“解放台湾”提法向“一国两制”提法转换的过渡时期，虽然当时尚没有创制“一国两制”的名词概念，但是这一次是邓小平在两岸议题上首次提出“一国两制”的精神内涵。
“解放台湾”一词改称“我们要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问题”，显然不易于民众识记和社会传播。为此，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首次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概念，简称“一国两制”。
孙中山时期，不存在用“一国两制”替换“解放台湾”提法的问题，所以不需要专门创制“一国两制”或“一国异制”的名词概念。“一国异（两）制”在民国建立时算是“大事”，却并非“难事”。那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干扰和对立，南方革命政府内部没有争议，北方北洋集团也没有异议。既然大家对中原内地省份行“新制”，边疆偏远省区留“旧制”，都没有不同意见，那直接去做就好了，没必要非要弄出一个“一国异（两）制”的名词概念。所以在民国时期，祇有“一国异（两）制”这个做法，没有“一国异（两）制”这个说法。
四、以孙中山开创、邓小平发展的“一国异（两）制”实现国家和平统一，是两岸人民最大的公约数，也是最大的同心圆
在和平的条件下，争取“一国同制”不现实。然而“一国异（两）制”始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中华民国“开国之制”和“建国传统”，台湾人民没有理由拒绝它，更没有理由敌视它。台湾人民应该尊重两岸同属一国之现状，正视两岸并存异制之现实，拥抱“中华民国”“开国之制”，恢复“中华民国”“建国传统”，比照1912年2月6日中原内地省份行“新制”，边疆偏远省区留“旧制”之办法，迎接国家的和平统一。
以孙中山开创、邓小平发展的“一国异（两）制”实现国家和平统一，是两岸人民最大的公约数，也是最大的同心圆，我们相信它不仅能够被大陆地区人民所接受，也会被越来越多的台湾地区人民所认可；我们也相信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会向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及其“一国异（两）制”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孙中山的“一国异（两）制”可以为台湾人民带来和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