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中关于缩减购债（Taper）的信息有限，给了一个2023年年底前加息两次的“远期合约”，实际上只是在做预期引导。相比于2013~2018年的收缩过程，目前美国经济还远未到“过热”水平，甚至随着政策刺激的脉冲效果减弱，明年通胀和经济增长可能在高基数下明显回落，因此市场不用过度担心加息周期的启动。
综合通胀和就业两大政策目标看，年内美联储实行Taper的可能性较大。当前处于对Taper的讨论阶段，今年三季度美联储可能释放明确的Taper信号，年底或者明年初正式实施。和2013年相比，疫情以来美联储与市场沟通效果较好，未来如果美联储释放实施Taper的信号，市场冲击可能较为温和。
沈建光：货币政策方面，尽管当前美联储仍然认为通胀是暂时的，但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内部已经开始讨论缩减QE，并且预期2022年加息的官员增至四成。受此影响，截至6月17日，美元指数已反弹至91.4，比5月的低点反弹近2%。在资本外流和输入性通胀的双重压力下，新兴市场已迎来加息潮，土耳其、俄罗斯央行均已行动，巴西央行近日对基准贷款利率进行了年内的第三次上调。在此背景下，预计前期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也将有所调整。
钟伟：新冠肺炎疫情至今，一些经济体陷入了困境。有的是因疫情控制不力使经济复苏遥遥无期，有的是因债务增长和国际收支出现困难，还有的是因偏重于就业和增长而提高了对通胀的容忍度。两位觉得后疫情时期，全球金融风险是否有所抬升？包括大宗商品在内的资产价格还会高歌猛进吗？
李迅雷：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多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政府杠杆率水平也在过去两年大幅上升，并由此推升楼市、股市和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因此，全球的金融风险在明显增加。
不过，在大数据时代，发现风险的能力也大大增强了。为了避免通胀持续，不少国家已经开始了加息周期。因此，大宗商品的价格要继续攀升已经不太现实了。如近期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也释放了提前加息的信号，这对于压制商品价格的上涨具有明显作用。此外，Taper也在讨论之中。总体看，资产和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确实推升了全球的金融风险；但与此同时，政策应对的渠道和方法都比较多，这将有利于防范发生系统性风险。
沈建光：疫情以来，各国采用的非常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全球经济金融风险明显抬升。我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通胀风险。正如上面谈到的，美国大规模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实践，推高了全球通胀压力水平。二是债务风险。在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背景下，全球债务规模急剧攀升。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目前全球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攀升至360%。三是资产价格泡沫风险。目前，欧美股市持续走高，美国房价飙升。若未来货币政策转向，可能引发资产泡沫破灭，进而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钟伟：疫情至今，中国对经济运行的调控可圈可点，但毕竟不能将通胀置之度外。目前中国CPI相对低位，但服务价格上涨压力不小；PPI涨势则可能是2013年以来较为严峻的。有人认为，宏观政策应对输入型为主的通胀的空间不大；也有人认为，应将应对通胀和加速产业转型结合考虑；还有人认为，通胀可能会加剧债务或资产泡沫风险。在
两位看来，应对通胀之策，应包含哪些内容？
李迅雷：我的建议，首先是加快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力度，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降低关税，进而降低进口商品的成本。其次，打击商品市场上的各种投机炒作行为，引导预期趋向理性。这轮欧、美、日的“大放水”，使得资本市场流动性过于充足，对此，我国至少要加大对国内商品市场投机炒作行为的限制。再次，要明确长短目标，短期应该扩大短缺商品供给。
沈建光：我认为，应对输入性通胀及其影响，宏观政策还是需要做好应对，在保障供给、稳定预期的同时，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关注受通胀影响较大的企业经营问题。具体来看，首先是要保障商品供给，稳定通胀预期。当前通胀现实与通胀预期相互加强，不利于稳定通胀。对此，应该多措并举，保障重点商品的生产供应，比如稳步推进碳中和目标、加强大宗商品进出口和储备调节等，降低供给端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扰动；同时，要加强相关部门与市场的沟通，稳定通胀预期。其次，宏观政策要以稳为主，以缓解价格走高带来的企业经营压力。当前，国内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牢固、结构性失衡现象仍然突出，同时PPI上涨但CPI仍然可控。因此，货币政策不宜收紧，应在保持总量适度的前提下，兼顾调结构和防风险。此外，建议继续采用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加大对再贷款、再贴现等的支持力度，改善下游中小企业现金流，缓解其生产经营压力。
钟伟：谢谢两位的参与。迅雷总指出，下半年通胀或接近尾声，尽管此后仍将在高位维持一段时间；而沈博士对通胀较为忧虑。但两位均认为中国PPI向CPI传导的预期并不强烈，仍需采取灵活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税政策，以推进经济的更均衡修复。沈博士指出了当下通胀、债务和资产泡沫三大风险；而迅雷总则指出，尽管金融风险有所上升，但全球系统性风险仍可控。
来源：《中国外汇》（钟伟系《中国外汇》副主编，李迅雷系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系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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