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代开始，台湾当局的公共卫生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从预防为主到医疗为主，加速了“医疗化”的过程。它最突出的例子是台湾卫生所功能的变化。
卫生所是台湾公共卫生系统在基层的延伸，配备有医生、护士、保健员，对接居民，“展开卫生教育、预防、通报、调查等大量的公共卫生工作”，以“预防胜于治疗”为指导思想。
1980年，时任“台湾省主席”李登辉在视察长庚医院时，面对这所私人医院昂贵的高科技设备，想到公立的卫生所设备简陋，感叹“卫生所，不要也罢”。事实上，以预防工作为主的卫生所有自身特有的使命，并不需要那么多昂贵的高科技设备。台湾当局开始以提振民众对基层卫生系统的信心为名义，在卫生所的基础上建立群体医疗中心。
群医中心的功能相当于诊所和药房，它不是防治机构，而是医疗机构。台湾当局一次性投资180万新台币，然后不再继续拨款，要求群医中心“自负盈亏”。医生、护士和药剂师的收入来自于医疗服务产生的利润，他们更有动力从事医疗而不是预防性工作。
政府功能从防治传染病、慢性病的领域退出后，这些工作成了“个人的责任”，需要民众自己养成良好生活习惯，而不是“以社会的力量，全民共同预防疾病、维护健康”。如果某些民众形成“不良生活习惯”，政府、社会、集体不能去过问。他们如果健康受到损害，需要向医疗机构求助，还能为医疗机构带来业务和收入。
五、台湾公共卫生体系“市场化”和“医疗化”的影响
完全没有“市场化”成分的医疗体系，在当今世界是很罕见的。中国大陆的公共卫生体系也有市场化的机构参与，然而大陆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这说明“市场化”和“医疗化”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执政当局如何从整体上把握卫生工作，卫生部门如何处理这项工作的细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