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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挑战下的台湾公卫体系建设之反思
http://www.CRNTT.com   2021-06-08 12:38:00


 
  比如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的数据,当代台湾人第一大死因是癌症,而癌症中排第一的是气管、支气管和肺癌。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当重视肺癌的预防,一个有效手段是限制香烟的消费,这需要卫生部门、教育部门、“内政部门”,乃至贸易、外事部门的配合,因为涉及到限制进口香烟,与欧美香烟生产国的谈判。

  总之,预防性工作的“社会性”特征十分突出,需要“集体”的参与。相比之下,医疗工作的“个人性”特征突出,是个人和医院的事情。在当代,看病、治疗的本质是个人向医疗机构购买服务。

  所谓“医疗化”(medicalization),就是将“非医疗问题当成医疗问题来定义”,因为如此才能安排“治疗”,医疗机构才有利润。自1970年代开始,西方学术界对“医疗化”有了不少研究和批判。

  美国医疗社会学家彼得·康拉德发现,“医疗化”的本质是将某些社会问题从它产生的土壤中“剥离”和“孤立”出来(decontexualize),然后医疗机构、药厂介入。它们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以“医疗”的名义售卖服务来赚取利润。所以市场化与医疗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

  1972年,私立马偕纪念医院改革医生薪酬制度,从支付固定薪资到“绩效计酬”。改革的本意是提高医生的收入,却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公共卫生服务开始被当作商品出售。

  在台湾,私人医院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私人资本进入医疗领域,首先为了赚取利润。而公立医院也被要求“各凭本事”、“自负盈亏”。疾病的预防性工作利润率不足,疾病的治疗工作利润率较高。民众如果保持健康,不能给医疗机构带来利益;民众如果经常生病,需要向卫生机构求助,反而符合医疗机构的利益。因此预防性工作逐渐被边缘化,医疗工作越来越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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