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的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底线，但义务只是道德规范或法律规范的一般性规定，它甚至只构成与权利的“对立”，而只有责任才能将具体的道德和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统一起来，成为具体的可实施的要求。由此可以说，责任就是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的具体化，抑或说，一个人只有成为责任主体，才能落实具体的权利与义务。责任意识在主体方面集中体现着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和完整人格。社会责任意识不只是讲道德责任，还要讲法律责任，它是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的统一，即是法律权利义务与道德权利义务的统一。新时代的好公民必须树立社会责任意识，才能构成营造全社会讲法治守道德的个人思想基础。
与责任意识一样，规则意识同样重要。人们通常更重视道德和法律对维护伦理秩序的重要作用，而对“规则”的作用认识还不够。社会生活的秩序性常常表现为一定的行为规则体系，道德和法律当然是构成这个规则体系的主体，但“规则”又是二者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充。进言之，“规则”作为习俗、惯例或约定，介于道德和法律之间，表达了一定范围中的集体结构及其基本运行方式，也确定了居于其中的人们的权利与义务。“规则”既可以“软”，也可以“硬”，适用起来比较灵活，因此成为连着道德和法律的纽带。《纲要》指出，“各类社会规范有效调节着人们在共同生产生活中的关系和行为”，即意味着规则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奉献意识也是德法兼修的重要内容，它与公共理性一起构成志愿精神。新时代的志愿精神既包含想奉献的精神，也包含会奉献的能力，两方面协调起来即成为情感与理性统一的德法兼修的素质要求。质言之，奉献意识主张的不是玩命式的奉献，而需要公共理性为基础，这种理性可以简单概括为“能力有大小，贡献需尽力”。原国家卫生部曾颁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对此舆论曾经一片哗然，似乎当代中国人连扶起跌倒的老人都到了要以“指南”来干预的地步。实际上，并不能据此就断定中国的社会道德状况在退步，反倒说明时代在进步。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仅需要乐于助人的奉献精神，也需要更好助人的公共理性。将乐于助人与更好助人结合起来的志愿精神，是新时代“德法兼修”素质要求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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