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普惠金融这几年的兴起，客观上助推了催收行业的乱象。“比较直接点来说，普惠金融主要服务的是次级的客户，即原本无法被银行服务所覆盖的借款人群。他们的借款金额通常比较小额。但是，我们的司法流程相对比较漫长、滞后，直到现在只有三个城市有互联网法院，其他城市连网络仲裁都没有。一旦出现还款的问题，适合小额的各类软暴力或硬暴力催收现象就出现了。”方颂给出自己的观点。
“暴力催收”打击必须高强度，“合法催收”界定关键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彭凯介绍，催收行业在国内由来已久，伴随着金融贷款、民间借贷活动的活跃而兴起，一度呼吁行业“阳光化”但未见效果。早在1995年，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就下发过一个《关于禁止开办“讨债公司”的通知》；2000年，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又下发过《关于取缔各类讨债公司严厉打击非法讨债活动的通知》。
彭凯表示，刑法中本身不存在“暴力催收”这一罪名，催收入刑往往也是因为“暴力”引发（包括软暴力），所涉罪名有非法拘禁、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也有因催收人员“转单平账”“买卖信息”引发的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罪名。行政层面，近些年看，关于催收的规范，零散地见于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文件，也见于一些自律组织的行业自律公约。而民事层面，则主要涉及“侵权责任”相关，名誉权、生命健康权、人格权等。
彭凯认为，“暴力催收”打击力度必须高强度，但“合法催收”的界定亦显关键。催收机构是服务于整个金融行业的，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既要“堵”，也要“疏”。而在催收之外，征信建设与失信纳入、法诉手段和措施的便利化提升，也是“疏导”的侧面体现。（来源：新京报 记者：黄鑫宇、陈鹏、程维妙、李一凡、张妍頔、李大伟、罗亦丹、张姝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