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舆论对晋安检方的法律判断表示理解、支持甚至赞赏。然而，晋安警方也同样表现出了自己的“坚持”。在“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晋安检方驳回后，仍然“不忘初心”，改变一下罪名，以“过失致人重伤”为由将赵宇移送晋安检方。
别把“应付”当“回应”
晋安警方的“坚持”，受到社会公众及公共舆论的强烈质疑。无论是社交媒体还是传统大众媒体，有关此案的讨论、困惑、非议等，使舆情得以生成、发展和蔓延。与此同时，舆情走向也由一起个案是否公平转向了对中国司法现状的悲观情绪。甚至有人断言，刑拘赵宇一事，是昆山“反杀案”后法治建设的一次明显倒退，是对见义勇为的价值观的一次重大打击，是让公众感到绝望的“恶的示范”。
舆情压力之下，福州警方连忙释放出重视舆情的信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福州警方回应称，“舆情发生后，各级部门都在积极地应对处置”。放在平时，这一回应可能受到媒体的肯定与鼓励，但在案件呈胶着状态且无实质进展迹象之时，媒体的耐心早已消耗殆尽。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号“侠客岛”就率先对其当头棒喝。
“侠客岛”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回应的两个漏洞：一、如果这事没被媒体报道，没有产生舆情，是不是就不积极应对？二、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当地警方“不是去调查真相，而是积极应对舆情”，显然本末倒置。
其实还有另一个漏洞，即所谓“应对处置舆情”，究竟是积极“回应舆情”，还是消极“应付舆情”？对舆情的不同态度，反映出基层部门对舆情的不同认知。
舆情是个人以及公众关于公共事务的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的总和，是一种客观现实的存在，无所谓好坏与正负，更不是“敌情”和“险情”。以昆山“反杀案”舆情为例，表面看它给昆山警方施加了压力。但从结果看，它发挥了“社会预警器”的功能，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得益，促进了司法公平，增进了社会公众对中国法治的信心。
通常情形下，“应对处置舆情”或多或少都含有消极地应付、对付、搞定舆情的意思。相比过去回避舆情、漠视舆情，即便是应付、对付舆情，都表明重视了舆情，这也是一种进步。但仅有重视是不够的，还应从消极变成积极，从被动变为主动，正视舆情中的核心诉求，着力解决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