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4月16日电／据科技日报报道，“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外来物种入侵等各种生物安全风险不断增加，已发展为一种危及粮食安全、公众健康、经济建设、社会稳定、政治安全、生态环境、军事国防等多个方面的‘全局性’国家安全问题。”天津大学生物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张卫文教授在第5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对科技日报说。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在疫情防控特殊形势下，“生物安全”显得尤为重要，将生物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中国正在筑起国家生物安全“防火墙”。
生物安全威胁离日常生活并不远
生物安全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张卫文介绍：“从2003年的SARS，到近十年连续暴发的H1N1流感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以及最近的新冠肺炎等疫情表明，全球新突发大规模传染病已进入历史高发时期。包括大规模城市化、跨国人口流动、温室气候、病原体进化等在内外因变化，大大提高了疫情预警、监测、诊断、药品研发、病原体溯源等防控工作的难度。”
“新型两用生物技术误用、滥用和谬用风险也在加剧。”张卫文表示，以合成生物学和基因组编辑技术为代表的新型两用生物技术，能够在医药、能源、环境应用等方面为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福利，但同时也为人工设计、改造病原体扫清了技术障碍，可在短时期内显着增强毒素的毒性和致死能力，加之技术应用的门槛大幅下降，加剧了技术误用、滥用和谬用的可能性和隐蔽性，对生物安全监管形成了重大挑战。
此外，生物实验室的安全隐患、外来物种入侵、国家重要遗传资源和基因数据的流失，以及生物武器与生物恐怖主义威胁等问题都属于生物安全范畴。张卫文举例说：“目前我国已确认的外来入侵生物多达618种，其中侵犯农业生态系统的约占50%，每年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逾2000亿元，诸如稻水象甲能造成部分地区水稻几乎绝产绝收，而超级杂草——长芒苋的生长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
健全应对生物安全威胁的长效机制
对于上述威胁，张卫文建议，抓紧制定我国生物安全国家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从制度、组织行政管理、各类智库建设、国家生物安全资质的实验室平台群、威胁因子分类评估、风险甄别与早期预警、技术研发等各个维度进行全面战略规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