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国公开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已达15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多达1300多个；而我国只有武汉、哈尔滨和昆明3家P4级生物安全实验室，46个P3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实力差距非常明显。”张卫文建议国家进一步鼓励与加速发展生物安全领域颠覆性的防御与管控创新技术，积极开展生物安全检测设备与产品、疫苗和药物以及防御装备研发，形成一批生物安全领域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智库，着力培养具备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以提升我国生物安全的研究能力和技术储备。
“此外，我国生物安全立法分散，缺乏上位法以发挥统领的作用，亟待出台中国生物安全法，从制度顶层设计上解决这一问题。”张卫文介绍，《生物安全法》草案于2019年10月21日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有助于提升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张卫文坦言，目前一些生物安全技术产品还做不到自主可控，应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加大对生物安全科技研究及支撑平台的布局和支持力度。“为了有效规避具有两用性的生物科技创新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我国还应该建立从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到学术协会，再到大学、研究机构甚至具体实验室等多层次、多角度的生物科技创新监管体系。”张卫文认为，这对维护生物安全也非常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