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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制） |
3.“反金权”神话为“关说”习气破功。新党历来强调“清、勤、新”的问政风格，但在地方“关说”文化的侵蚀下还是出现了贪渎现象。2021年新党资深“议员”潘怀宗被控12年间利用人头帐户诈领300万元（新台币）助理费，本人也当庭承认拿钱处理红白喜事以及买礼物送里长，由此重挫了潘怀宗乃至整个新党形象。
其他统派政党也不同程度地遭遇到“在地化”的操作困难。中华统一促进党、中华致公党虽出身江湖会党，但同样面临着民间动员低效的现实问题。事实证明，两党的忠义文化及“感恩-服从”策略与台湾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文化教育水平和经济生产条件严重脱节，很难吸引知识分子、富裕阶层和青年人等“两高一低”（高学历、高收入及年龄低）群体的踊跃加入。而劳动党拟以“代表台湾人口绝大多数的勤劳大众的劳心劳力政党”来解决本土性问题，但他们一方面批评台湾的金权政治和官商勾结，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张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岛内安定繁荣，统一之后必须高度自治。这种在阶级论述和本土论述之间的顾此失彼就让劳动党很难自圆其说，遑论收拾民心。
（图表：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制）
（三）“统一观”的价值评价紊乱
1987年台湾“解严”以后，“国民党当局主导下的‘统一中国’理想泡沫化，追求‘中国统一’的价值观开始被边缘化”，“（岛内）更多的人则倾向于某种形式的‘自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维持现状’因缘际会成为当代台湾社会的所谓主流价值”〔24〕。上述情况对台湾统派政党的党员信仰、群体意识乃至政党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且由于自身人员构成庞杂、组织化程度不高等内在局限，这些都制约了他们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形成相对稳定的价值标准，难以就“红统”、“急统”和“武统”等大是大非问题开展讨论辨析。
目前来看，新党郁慕明等人虽认识到“祇有正确认识中国，才能选择对台湾最有利的未来”，在“中华民国”政治定位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幷表示“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北京，脱钩的中华民国还有多少存在价值？虽然他们（新党）仍会尊重‘中华民国’、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但他们不再当‘中华民国’的孤臣孽子”〔25〕,但这些观点幷没有在本党达成共识。新党上下仍难以摆脱“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路径依赖，“希望（国民党）恢复创党的理想，结合志士，争取台湾人民认同，恢复台湾人民爱国主义传统，重新光复台湾政权，进而以和平、民主的方式与中共竞争全中国的领导权，和平统一中国，实现三民主义于全中国”〔26〕，创党元老赵少康在2021年甚至还提出“中共应该开放国民党到大陆一起竞争”等惊人之论。
此外，新党中的“选举派”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工具意识和投机心理也让其难以说服、鼓动乃至感召统派群众。在访谈调查中，数名新党人士表示，“（与国民党）区隔才有票，国民党不敢做的我们就去做。一国两制国民党不敢讲，新党讲出来，表现前卫点”〔27〕。而这样做的结果祇能是“虽然该党的取巧政策得到部分的成功，但由于得不到多数族群的支持，其规模不可能得到发展”〔28〕。
其他统派政党虽没有国民党的政治包袱，却也难以解决用“统一”政治亚文化来解构“台独”政治强文化的难题。劳动党具有社会主义的先进理念，可面对“台独”势力所编造的统一后“(台湾)男人无工作，女人无老公,小孩送到黑龙江”等谣言却束手无策，对当前“惠台”政策让“三中一青”（台湾中小企业、中下阶层、中南部民众，台湾青年）冷漠无感的问题，也没有从“要求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反对必然会造成金权政治与官商勾结的资产阶级民主”〔29〕的理论视角发出政策预警。这就让劳动党所呼唤的两岸统一缺失了经济自由和政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及方法论加持，不能稳定且持续地获得广大劳工阶层的政治支持。中华民族致公党、中华统一促进党的“统一观”植基于普通党员对张安乐、陈柏光等人的政治服从意识和扈从依附关系之上，可这种文化习惯—精神信仰——政治行动的价值生产链非常脆弱且不可复制，隐含着领导人的更迭替换而发生全党性理念危机的政治风险。
三、台湾统派政党政治文化的匡正方向
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出现重大波折，双方的政治互动陷入停摆状态，陆台民众的对立情绪乃至仇视现象日趋严重。在此形势下，台湾统派政党更需扮演好“信息传递者”、“舆情刹车片”及“融合中转站”等两岸角色，审慎对待面向自身成员乃至岛内民众的认知教育、情感激励和价值导向等问题。
与此同时，大陆的对台部门也要帮助台湾统派政党处理好“选举至上”还是“理念优先”，“反独为要”抑或“促统加急”的排序关系，争取用先进性政治文化来影响他们，促使其在四个方面与大陆同心同向。
（一）“大中华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衔接
一般认为，台湾社会自古就“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形式，对于中国人的家族制度和乡村制度结构，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对于历史典籍中描述的中国人政治行为模式等政治知识，绝大多数台湾人耳熟能详”〔30〕。上世纪80年代，台《中华杂志》编委会组织的“中华”思想大讨论，虽然整体上还未能就“中华”与“中华民国”予以概念松绑和意义解套，但在“中华民族”及“国家统一”的意义指向上却开启了向“大中华观”的思想转变。这些都是台湾统派政党得以存在发展的历史基础和政治底蕴，更有利于他们以维护统一、崇尚民族气节及守护中华文化为内核来实现政治文化的更新提升。
但也要看到，由于受岛内分离主义及“去中国化”逆流的冲击影响，不仅“一些自称拥有‘西方民主自由’的人，又以‘台湾人’自居，却曲意歪曲为帝国主义张目，而视民族主义为义和团”,连部分台湾统派政党也在这种“中国认知分裂症”冲击下发生了政治迷惘，乃至作出了“受资本殖民统治50年的台湾人会反对民族主义而拥护殖民主义”〔31〕的悲观判断。
因此，今后的两岸党际交流中要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影响台湾统派政党，推动其“大中华观”进行必要的理论修正和内容调整。这包括：
1.落实“大中国价值观的继承者”的角色定位。台湾统派政党高度“认同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理想，追求民族统一、政治民主、民生均富的目标”，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对“孙中山具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一生追求实现民族独立和发展振兴的理想”的政治评价高度契合。今后需鼓励台湾统派政党发扬孙中山爱国精神，为其宣传“台湾及大陆都是中华锦绣河山，凡我炎黄子孙皆应予以认同”〔32〕创造条件，促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不折不扣的统派政党，既与民进党的独派色彩截然不同，也与本土化后形统实独的国民党迥异”〔33〕。
2.实现阶级话语和民族主义话语的“求同存异，增同减异和聚同化异”。台湾统派政党中的劳动党、工党是“劳心劳力者的政党，是工人、农渔民的代言人，是广大的受薪阶级利益的维护者”，但还缺乏统摄劳工利益和民族意识于一体的理论高度和思想自觉。因此在两岸党际交流中要推动这些左翼政党的发育成长，一方面要引领他们认清民进党、时代力量藉环保、女权及公投议题来伪装进步的“名左实右”面目；另一方面呼吁左翼政党和知识分子统派加强合作，重点就台湾弱势群体参与两岸融合发展和分享惠台政策红利开展工作。
3.增加两岸历史文化连结的“后生统”功能。当前台湾统派政党的历史论述多“厚古薄今”，由此造成岛内民众对近现代中国的屈辱历史和奋斗历程存在记忆空白和知识盲区，尤其是让年轻世代成为了“台独”势力拉拢腐蚀下的“天然独”。因此,大陆有责任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历程完整准确地呈现给台湾统派政党，帮助他们影响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年阶层来增进两岸“共情”。此外，建议今后在“七七事变”纪念日、抗日战争胜利和台湾光复纪念日、“二二八事件周年”等重大场合提升台湾统派政党的“存在感”，为其推动台湾青年成为“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为重”的“后生统”提供助力。
（二）“反抗外侮” 与“中国崛起”兼收幷蓄的爱国主义精神
台湾人民历来具有“拼将十万头颅血，许把乾坤力挽回”的爱国传统。但近年来，受岛内分裂势力的“亲美媚日”言行的影响，部分民众“祇记得日本的光荣时期，再与战后国民党统治初期相比，更起来倾向日本之心”〔34〕，甚至连“蓝统”精神领袖、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也亲口承认，“我们确实是亲美”〔35〕。
为改变此一局面，台湾统派政党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外来势力插手中国内政，制止蔡英文当局挟洋自重、试图依附美日等国来实现“渐进性台独”的政治企图。建议在今后加强对中间偏“左”的台湾统派政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的深度交流，增强其代表劳工群体的坚定立场，为台湾民众摆脱对欧美国家“高福利社会”、“小确幸”生活的痴迷留恋开展工作。而在海外统战中联合统促党、中华民族致公党共同开展与“美国系台独”、“日本系台独”等“海外台独”势力的斗争，防止“日本殖民化”、“美国海外州”等思潮还魂。
此外，统一联盟党还需注意到大部分留美返台的知识精英“在许多看法及思考上，受美国的影响较深”，这其中的统派人士也“未必对这个部分有清楚的瞭解。或者即使瞭解，也不愿面对它幷加以批判”〔36〕。所以，要帮助该党等知识分子密集的统派社团打破对美幻想，增强在台海问题上“安内必先攘外” 态度的政治自觉。
（三）“和统保台”理念从本土性向时代性的话语转变
近年来，台湾统派政党通过对“反共救台”的路线扬弃和“亲中爱台”的观念批判，逐渐形成了以“和统保台”为核心内容的本土性理念。但是，由于“台湾社会环境已经对统派与‘中共同路人’画上等号，许多人出于自我保护，对统一的字眼唯恐避之不及”〔37〕，所以“和统保台”理念在提出阶段就流露出对“台湾主体性意识”的妥协乃至迎合态度。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所提出的“不统不独不武”路线更对这一理念造成了冲击影响。因此，台湾统派政党需要从冷战思维和“卖台”原罪走脱出来，进一步朝着跳出“蓝绿”政治框架、形成“统派”风格的时代性论述这一方向前进。
具体而言，今后台湾统派政党所秉持的“和统保台”路线，在理论逻辑上要实现工具论（“和平统一”）和目的论（“保障台湾”）高度合一；在表达策略上是化解“台湾”符号与“统一”话语的张力关系；在政治功能上是兼具象征意义和沟通作用，从而实现“既不能像国民党不谈统一，又不能照搬北京观点”，达成“与台湾接地气”和本岛民众“博感情”等多个目的。就此而论，新时代的“和统保台”在基本内涵上应包括：1.宽泛“一中”，即祇要认同“一个中国”就是党内同志，不论一表、二表、各表、同表等表述差异；2.共同统一，即双方“经由海峡两岸交流的增强、互信的增加、制度的调整及时间的磨练，以和平方式逐步达到”；3.“祖国意识”，即不再当“中华民国”的孤臣孽子，今后在尊重‘中华民国’政治符号及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承认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北京，而祇有正确认识中国（大陆），才能选择对台湾最有利的未来〔38〕；4.理性选举，即统派要利用选举而不能依赖选举，把县市长、“立委”及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竞选参与作为契机，带动台湾社会讨论怎样面对中国及如何思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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