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从2024选举看台湾青年世代群体画像 作者：黄裕峯（台湾），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摘要】2024年台湾选举产生新的政治格局，台湾民众党成为讨论焦点。本文梳理出柯文哲与民众党的主要支持者群体是青年世代，幷从他们的成长环境、媒介接触、兵役经历、教育改革、人口结构、婚姻状况、医疗保障到文化记忆共八个维度进行梳理。研究揭示，台湾青年世代成长于社会急剧转型期，受多重因素塑造，形成复杂多变的群体特性。政治上，他们立场的不稳定可能加剧分裂，对社会凝聚力构成挑战；在两岸关系层面，受媒体舆论影响，他们展现出矛盾的心理状态；心理上，虽享有医疗等福利，但面临人口老龄化、医保赤字等问题，感到迷茫和焦虑。他们的行为逻辑反映出对现状的不满与探寻出路的想法。描绘台湾青年世代的群体画像，可为理解台湾社会的当下与未来提供参考。
2024年台湾的两项选举引发了广泛关注。此次选举共有三张选票，涵盖了“总统”、“立委”以及政党三个层面，展现了台湾人民对不同政治理念的投票取向。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民众党在此次选举中崭露头角，其候选人柯文哲与吴欣盈共同斩获了369万张选票，同时在政党票方面也有显着增长，从2020年的158.8万票（占比11.22%）跃升至304万票（占比22.07%），幷获得8个民意代表席位。这一跨越式的进步，使民众党一举成功跨越了政治发展门槛，更让人好奇：民众党的票源究竟从何而来？汇聚票源的群体其轮廓为何？
一、柯文哲与民众党策略布局
民众党（TPP）由柯文哲等人发起组建，于2019年8月23日成立，是台湾获准登记的第350个政党。对比过去台湾在“立法院”组成党团政党的政策纲领，如：亲民党、新党、“时代力量”、“台联党”，民众党所提出的理念、政策或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似乎不明显。
进一步挖掘民众党入党申请条件的两个特殊之处——“年龄满16岁”和“允许双重党籍”，实际上体现了该党在台湾特殊政治环境中的策略考量与应对措施。首先，“年龄满16岁”这一条件，显然是为了吸引更年轻的群体。在台湾，16岁被视为少年向青年过渡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年轻人正处于思想活跃、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民众党通过降低入党年龄门槛，以培养年轻人对政党的品牌意识，企图将这些潜在选民和可动员的中坚力量纳入党内，成为未来政治活动的基本盘。
“允许双重党籍”这一制度设计，则显示了民众党在政治布局上的策略。在台湾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蓝绿阵营长期对立，民众党作为新兴的政治“第三势力”，需要在这种制度结构造成的政治格局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和发展空间。允许双重党籍，意味着党员个人可以同时加入不同的政党，有更多的参政议政机会。不喜欢国民党与讨厌民进党是民众党的主要诉求之一，2024选举，非国民党与非民进党的政党票共占29.26%，民众党获得22.07%之外，尚有7.19%被分散在13个不同政党，如：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换句话说，假设微型政党的票源在关键时候能集中到同一个政治“第三势力”，则不分区民意代表选举结果将变成国民党12席、民进党12席与民众党10席的格局，“关键少数”变得更关键，微型政党也能通过民众党团内部不同政党身份来达成所代表群体的政治协商角色，提供了更多机会来确保自己所代表或关心的特定利益在政治决策中得到考虑和保护。对于民众党而言，再多2席，无疑增加了在政治合作与联盟方面的话语权。通过这种制度，民众党可以横向与纵向整合不同政党的资源和力量，形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破局蓝绿两极竞争形成的主基调，在夹缝中崛起。
实际上非国民党与非民进党的政治“第三势力”其实一直存在，只是分散。2008年是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代表制度改革的关键年，任期从3年延长为4年，席次从225席减至113席，选制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这个制度施行后，得票率对各政党参与后续的选举门槛造成决定性的影响。2008年的选举结果，非国民党与非民进党的得票率是11.86%，2012年非国民党与非民进党得票率则增加到20.84%，2016年开始，非国民党与非民进党的“第三势力”继续增加到29.03%，2020年32.66%，2024年29.25%，保持三成左右至今。数值说明了2024选举能形成“三脚督”的基础何在，也预示着未来台湾政治走向的其他可能性。
至此，柯文哲与民众党的策略已经相当清楚，一个是布局基本盘下沉到青少年群体，另一个是团结政治“第三势力”。从理论上讲，双重党籍制度能够鼓励党员在不同政党间交流思想、分享资源，进而促成政治合作或联盟。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缺乏统一战线的理论指导可能会成为整合不同政党和力量的一大难题，无法发挥潜在的政治效能。不过，在台湾的政治生态中，微型政党往往因为力量薄弱而难以进入政治决策中心，当前民众党是唯一能提供发挥影响力的政治平台。所以，民众党出现内斗、出走、退党等内部纷争的新闻不足为奇。此外，2024选举中讨论最热烈的“蓝白合作”议题，从这个角度分析，长期影响也不大。按照台湾选举部门的公开数据资料，2024投票的关键群体是1975-1984年出生，现年40-49岁的388.5万选民，占比19.88%；次要关键群体是1965-1974年出生，现年50-59岁的353.1万选民，占比18.06%，两者合计占全部投票人数的37.94%。这些群体都是蓝绿格局的世代，都不属于柯文哲与民众党的策略目标。蓝白不合，民众党只要继续保持策略模糊，幷主打世代差异，随着世代推移，国民党逐渐被新世代边缘化。如果再回归到当初蓝绿合谋设计出的“单一选区两票”选举制度，新的绿白格局形成，则国民党将陷入困局。
二、柯文哲与民众党的支持者
台湾用蓝绿与深浅来划分政治光谱，这样的分类方式基本适用于主要政党，而柯文哲与民众党应该属于哪一个坐标位置？学术研究要求遵循一定的规范与标准，为了要确保能对应唯一实体或概念，避免出现重复，达到互斥，通常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划分方式。从这个要求来看，国民党或民进党支持者的特征划分都相对清楚，一般使用三种维度进行编码：统“独”、省籍、政党。但是，用这样的编码方式无法解释民众党的支持者特征。
柯文哲的言论和行为存在争议和批评，在两岸关系上态度反复，主张要“五个互相”“务实”“两岸一家亲”，但又出现过激言论。他本人不只一次表示系出墨绿，但民进党把柯文哲贴上“背骨”标签，蓝营说他是“绿白合作”“缺乏诚信”。蓝绿都有人指柯文哲是政治“变色龙”。
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型强调传播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有助于理解柯文哲提出的观点和影响。在传播模型里，可以将柯文哲与民众党视为传播者（Who），通过公开活动、社交媒体、新闻等多种传播渠道（Which Channel/Where），放大相关内容幷传递出信息（Said What），这些内容会引发接受者（To Whom）根据自己的兴趣、价值观和经验，选择性地接收和解读，形成正面或负面的认知。当传播活动对接受者产生了显着的效果（With What Effects），接受者会产生强烈的情感认同和忠诚，转化成行为，更进一步成为支持者。无论是否当选，柯文哲与民众党的价值观已经对支持者产生影响，带来岛内另一种改变。如果传播效果是获得304-369万张选票，有必要反推这些票从谁的手中投出来？
在无法得知个体投票行为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公开发布的选举民意调查进行比对。菱传媒的民调数据显示柯文哲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20-29岁（55.98%）与30-39岁（54.08%），属于青年世代，这个年龄在心理学属于成年早期（early adulthood），生命阶段任务主要有恋爱、结婚、养儿育女、建立新家庭、形成一定的生活方式和寻求职业、工作经验、掌握技能等。可以说是当前台湾社会中最具活力、影响力的群体之一。推算这个群体的出生区间在1985至2004年间。以此推算他们成长年代的社会背景，正好是遭遇教育制度、兵役制度、选举制度、舆论环境、传播科技、生活文化等重大变革的第一批人，他们经历了一条有别于自己父母走过的成长道路。因此，柯文哲与民众党的竞选策略不操作蓝绿对立，而是按世代区分，提出“客厅革命”“这一次听孩子的话”。如此就能理解台青在这次选举中支持柯文哲的行为逻辑，行为逻辑的背后是台青的个体困境与集体记忆。
三、台湾青年的集体记忆
这个年龄段的群体所共同经历的事件、文化及社会现象，深刻地塑造了世代的集体记忆，从他们的成长环境、媒介接触、兵役经历、教育改革、人口结构、婚姻状况、医疗保障到文化记忆共八个维度进行梳理：
1.成长环境。1992年海峡两岸在香港会谈达成共识时，这个群体中年龄最大者约7岁，处于小学低年级的教育阶段，最小者则还没出生，“九二共识”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政治记忆。相同的时空下，他们的父母辈见证了大陆和台湾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巨大变化，也亲身经历了两岸关系从紧张到和解再到发展的全过程，对于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有着更为深刻的印记。
来自草根的陈水扁在2000年上台执政，这个群体的第一批人已经进入青少年阶段，身心发展迅猛，思维逐渐成熟，对政治开始有了初步认识和理解。随后，陈水扁贪腐导致“百万红衫军倒扁”。精英马英九带领反对党获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上台，之后又发生士兵洪仲丘案导致“白衫军”上街头。可以说，这个群体在政治环境的多变和钟摆式的波动中成长起来，这使得他们与那些在国民党稳定执政时期成长的世代形成了显着的区别。他们目睹了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物最终都经历了相似的兴衰起伏，也见证了政党体制内外的复杂博弈与权力交替。这样的成长背景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使他们在看待政治问题时能够摆脱蓝绿阵营的历史包袱，从而形成了一种与父母辈截然不同的政治理解。这种政治观念，让他们在面对复杂的政治议题时可以抱持着开放、多元和务实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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