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媒介生态。自1987年岛内宣布解除“戒严”后，媒体百花齐放，报业、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结合选举，迎来一波政治参与，台湾的媒介生态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2000年以后，香港壹传媒以所谓“破坏式创新”策略进军台湾市场，受英国小报腥膻色影响，用充满争议性和娱乐化的内容吸引读者。在报道中“批蓝骂绿”，“八卦”“狗仔”“爆料”等，这些方式却翻转了台湾媒体版图，成为连续多年大学生最常阅读的报纸，幷对台湾社会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电视则以TVBS“2100全民开讲”为代表，“Call In”“名嘴”以直播打破了原来“李（登辉）头条、连（战）二条、宋（楚瑜）三条”的潜规则与黄金时段重新洗牌。此外，这一代人还见证了台湾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台湾电子业的基础上，岛内从1985年开始发展校园网络，经历了电话拨接上网到ADSL与有线电视的有线入网，再到无线上网，直至如今智能手机的移动互联网。可以说，他们几乎是与网络同步成长起来的一代，具有鲜明的“网络原住民”特征。这种网络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更为多元的信息接收渠道，也拓宽了人际交往的空间。正是得益于网络的普及和便利，即便在缺少电视台资源的情况下，柯文哲与民众党依然能够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政治传播，与支持者进行互动和交流。所以有研究总结出：报纸、“老三台”保住了国民党，地下电台、第四台、民视造就了民进党，互联网时代则成就了柯文哲与“时代力量”。①
3.兵役经历。台湾的兵役制度经历了多次改革。2000年1月起，兵役期限由原本的2年，按入伍的梯次顺序逐年递减。到了2008年，兵役期限被缩短为1年。2013年起，1994年出生的男性接受4个月军事训练就算完成义务。加上2000年8月替代役制度（Substitute Military Service）的引入，对这一代的台湾男性来说，他们能更好地衔接学校教育与职场工作，免除了人生2年的空窗期。但相对于其他世代的男性而言，这个群体对军事训练和战争缺少概念，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军队服役幷不是一个普遍的经历，或者服役时间较短，没有深入地体验到军事训练和战争的概念。
4.教育改革。台湾大学招生制度变革导致了不同世代的学生面临不同教育制度，出现低分入学的高录取率现象。1994年，台湾大学联合招生核定人数为5.6万人，录取率为44.35%。这一时期，台湾的大学招生主要依赖于统一的联合招生考试。2002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废除了传统的大学联考，由财团法人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开始实施《大学入学多元制度》。首年招生核定人数增加到10万人，其中，通过指定科目联招考试的录取率为80.41%，甄选入学的录取率为65.63%。②随后的改革中，台湾的大学入学制度演变为保送、推甄、申请、繁星及考试分发等“考招分离”方式。录取由“一试定终身”的联招分数（1972-1992），过渡到以学科能力测验与指定科目考试两阶段分数（1993-2003），到大学科系自订指定考试科目（2004-）的入学制度，2022年再演变为配合“108课纲”的分科测验，形成大学学科能力测验（指考）、大学入学分科测验与四技二专统一入学测验的三种入学方案。
《谁是台大学生？》系列论文指出，岛内最高学府台湾大学2001-2014年的生源地分布以台北市与新北市占53.57%，台北市大安区生源被录取台大机率相对于台湾其他县市高出6.2倍。此外，台大学生家庭平均收入高于台湾地区家庭平均收入15%，收入呈现金字塔头部靠拢且“M”字化的趋势，基尼曲线变陡。此外，台大学生的地域和家庭背景对他们的入学机会也有显着影响。表面上人人都有大学可读，但实际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家庭经济背景差异等，都影响进入顶尖大学的机会，寒门难以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加剧了台湾社会阶层固化。
5.人口结构。20-39岁世代是成长在少子化与高龄化的路上。根据台湾内部事务主管部门统计资料，③台湾地区生育年龄妇女生育率自1998年成为拐点，首度跌破1.5，随后一路下滑。2000年生肖龙年新生儿30.7万后，再度下滑至2023年生肖兔年13.5万人。1993-2018年是台湾高龄化社会的关键25年，2018年起正式进入高龄社会。2024年台湾地区的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1:4。这个群体到2065年时要面对每1.2-1.1人负担老年人口的抚养比，意味着只有一个人在工作抚养他们。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詹长权指出，2024年与2000年相比，“长者变多，儿童变少”，扶幼社会转变成扶老社会，从人口学上的改变，青壮年族群的选举行为会有所差异。台湾的少子化和高龄化问题将对整个社会，特别是目前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不仅限于经济和社会层面，还可能涉及政治和文化领域。很明显，无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所制定的应对政策和措施，都无法让年轻一代确保自己在所处的社会能可持续发展。
6.婚姻状况。按主要群体出生前一年来推算他们的父母年龄，1984年台湾地区结婚年龄平均数男性为28.8岁，女性为25.3岁。2003年台湾地区结婚平均年龄男性33.8岁，女性28.4岁。④所以，他们的父亲大约在1955-1970年出生，母亲在1959-1976年出生。他们的父母出生成长在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两岸关系年代。当前，台湾地区最新规定男女年满18岁可以结婚，这个群体截至2024年投票前，已经全覆盖在婚龄之内。不过，2022年数据显示，台湾地区的结婚平均年龄延后到男性34.7岁，女性32.5岁。男性与父亲平均婚龄差距5.9年，女性与母亲平均婚龄差距7.2年，两代人对婚姻看法可能存在差异，尤其是女性。女性约略只有3成结婚，7成处于未婚状态。根据台湾《今周刊》调查，43.8%不想结婚的主要理由是“不生孩子，不需要结婚”。⑤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目睹了1991-2021年“有偶人口离婚发生率”从6%上升到13%，维持10%上下浮动，到2022年离婚数4.78万对中婚龄未满五年占34.75%、离婚率创新高、新生儿数13.8万、生育率0.87呼应了这个数据。媒体用“超单身世代”形容这个现象，学者则指出离婚率背后是面对婚姻忍受力比较低。
7.医疗保障。1995年3月1日，台湾当局实施全覆盖的“公营单一社会保险制”，至今台湾人民的纳保涵盖率达到99.6%。也就是说，这个群体基本从出生开始就不需要担心医疗。历年健保满意度从1995年的39%满意与47%不满意发展到2021年91.6%满意与7.3%不满意，加上多个评比结果显示台湾医疗水平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⑥显示了这个群体生长在一个逐渐完善的医疗保险体系，且对医疗水平的认可度与信任度增强。虽然保险制度在最初规划时预期到了经济会持续增长（当时的经济成长率是6%），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也趋于缓慢，这给保险制度的持续运行带来了压力。特别是老年人口的医疗费用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13.2%的老年人口用掉了37.3%的健保医疗费用），使得保险制度的财务状况经常出现赤字。这种状况可能导致“青年世代被剥夺感”，因为他们需要为老年人口的医疗费用承担更多的费用。健保对年轻世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生活上享受到全面和优质的医疗服务，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另一方面，需要在更加严峻的社会环境中扮演重要角色，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
8.文化记忆。文化与社会紧密相连，共同记忆和社会价值观塑造了当代的集体文化记忆。上世纪90年代初，流行音乐已跃升为岛内大众传播的核心形态，台湾流行文化迈入了工业的新阶段。在这一时期，商业利益最大化成为了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导致流行文化的受众群体愈发年轻化，同时偶像崇拜现象也逐渐引发社会关注。香港歌手进入台湾流行音乐排行榜，1990年至1999年间，年度排行前十名的歌曲中，平均每年有四分之一（38%）来自香港的演唱者，流行音乐排行榜上的歌手地域分布大致呈现出香港、东南亚与大陆、美籍华人以及台湾本地的顺序，反映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盛况。同时，以张惠妹为代表的高山族歌手也在商业机制的推动下，成为了音乐市场的标准化商品。此外，日本趋势剧（Trendy Drama）改名“偶像剧”通过卫视在台湾落地热播，延伸出台湾拍摄偶像剧在海峡两岸形成文化洄流的现象，如《流星花园》。电影《悲情城市》获国际大奖、《海角七号》创台湾地区票房记录等，都是这个世代所经历的重要文化事件，这些事件塑造了这个群体的台湾文化记忆，反映了多元文化交融和社会发展的历程。
四、台湾青年世代的群体画像
从政治倾向来看，这一代人呈现出“不鲜明”“善变”“暧昧”的显着特征。他们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政治话语中，虽然看似短暂地倾向支持某个政党，但很快又会转移至另一政党，这种快速的转变不仅体现了他们政治倾向和认同的不稳定性，也揭示了其内心对政治立场的排序和权衡。频繁改变政治立场时，是对制度的信任减弱，政治倾向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和碎片化，使得共识难以形成，对社会的凝聚力产生负面影响，影响和谐与稳定。
从社会现象的角度观察，台湾年轻人展现出一种普遍而复杂的“矛盾”态度。这种态度不仅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心态与生活方式，更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显得尤为突出。他们一方面热衷于排队品尝大陆的酸菜鱼等美食，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大陆食品安全的担忧，这种矛盾心理或许正是源于台湾媒体长期营造的“同向性偏盲”舆论环境。⑦这种环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获取多元信息的能力，导致他们在面对两岸关系时表现出一种复杂且微妙的平衡感。
台青经历了与父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变化，健全的医疗保险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来自传统价值观的社会压力也相对较低，如：传宗接代、金榜题名或意识形态等，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严格的束缚和期望。这种环境为台青提供了自由度和选择空间，得以宽松的态度去追求个性化和理想化的生活方式，如：视面包师吴宝春为偶像。然而，他们也明白自己未来将面临的严峻挑战。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趋势日益加剧，医疗保险赤字问题的凸显，低薪资与高房价的矛盾愈发尖锐，社会阶层固化现象难以忽视，经济成长遭遇瓶颈，这些现实问题已经压在了台青的身上，他们对前途感到迷茫和仿徨，担心自己无法实现理想的生活状态，甚至将焦虑的情绪转移到对上一代的不满。这种心态转变，不仅揭示了台湾年轻人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也反映了他们内心的挣扎与对未来的深切期盼。实际上，台青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在试图为自己和这个时代寻找出路，都是在用实际行动表达对未来的期许和关切。
本文是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FJ2024T00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黄裕峯,台湾舆论场的政党角力[J],台湾研究,2016(05):53-61.DOI:10.13818/j.cnki.twyj.2016.05.007.
②李大伟等,大学多元入学制度之评估研究.[D]台“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2012年4月。
③李淑琼,少子化问题对策研析[EB/OL],[2013-03-24].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6590&pid=207223.
④来源：台湾行政主管部门重要性别统计资料库gender.ey.gov.tw.
⑤今周刊编辑团队,催生政策20年失灵真相[J],今周刊,2023年3月30日。
⑥ NUMBEO全球医疗照护指数；RankingRoyals最佳医疗照护城市。
⑦黄裕峯,黄柳洁,赵熳,等.台湾媒体政治偏向研究——以两岸关系议题为例[J],台湾研究,2021(06):53-60.DOI:10.13818/j.cnki.twyj.2021.06.006.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5月号，总第317期，P21-2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