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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单位根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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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协整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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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实证回归结果 |
7.政治因素（POL）。POL代表台湾当局民进党是否执政，反映两岸政治稳定性，该变量为虚拟变量，时间为1995-2018年。
8.产业关联效应（GVC）。GVC为两岸产业关联指数。参考李保明等（2023）对两岸产业前向链接和后向链接的分析，定义两岸产业关联指数等于台湾出口大陆中的中间品在大陆加工后再次出口到第三地的部分和台湾出口大陆产品中的外部增加值部分，两者之和与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数据来源于UIBE数据库以及OECD-ICIO数据库，时间为1995-2018年。
9.规模经济效应（ES）。ES代表规模经济效应。参考 Thorpe和Zhang的做法，采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第 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的比值来反映规模经济。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时间为1995-2018年。
［表1：单位根检验］
［表2：协整检验］
三、模型实证结果及分析
1.单位根检验。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要求数据平稳才能进行后续分析。因此，需要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单位根检验），本文选取ADF检验，结果详见表1。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变量，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本文选取对模型回归后的残差序列e进行Engle-Granger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e的ADF统计量为-4.129，小于1%水平下的临界值，被解释变量INT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使用原序列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3.自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本文采用BG检验对模型进行自相关检验，得到模型对应的临界概率P=0.6009，辅助回归模型不显着，不存在自相关性。同时采用怀特检验对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得到模型对应的临界概率P=0.4038，同样不显着，即不存在异方差问题。
［表3：实证回归结果］
4.基础模型拟合结果及分析。
为了消除模型的共线性问题，本文采取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基础模型的实证分析。控制变量中的中国经济规模（MGDP）的引入会严重影响其他参数的估计值，为得到最佳拟合效果，将其从模型中删除，得到最终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加入，模型的拟合优度逐渐升高，方程整体显着。
具体来看，台商直接投资（TDI）对两岸经济融合的影响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着性检验，说明台商直接投资大陆可以显着正向影响两岸经济融合度。台湾对大陆直接投资总量的增加，可加快促进两岸经济融合发展进程，促进两岸经济交流更加密切。首先，当两岸投资总量扩大后，台商直接投资将进一步降低或解除投资壁垒，从而鼓励两岸投资政策的进一步实现，促进外资管制等政策的实质性减少，为两岸经济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其次，台商直接投资将会增加两岸的资本联系，对于缓解大陆以及台湾地区的资本约束具有积极的影响，幷且还会实现两岸就业的增加，台资产生的“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也将促进大陆的技术进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两岸经济融合。
除此之外，在选择的控制变量中，两岸经贸合作框架协定的签订ECFA对两岸经济融合的影响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着性水平检验，说明ECFA的签订使两岸的贸易品进口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不断下降或消除，有效降低了贸易成本，为两岸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制度性环境，从而带动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GDPPD）对两岸经济融合度的影响为负，且通过了10%的显着性水平检验，说明两岸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小，越能促进两岸经济融合度的提升。大陆开放程度（MOPEN）将显着正向影响两岸经济融合度，说明大陆开放程度越高，对两岸经济融合发展越有利。大陆开放程度越高，将为台资进入提供更加便利的制度环境条件，从而会对两岸经济融合产生积极的作用。政治因素（POL）显着负向影响两岸经济融合度，说明台湾地区的民进党执政将会对两岸经济融合发展产生较为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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